第八章: 聖瑪爾定•包瑞斯（St. Martin de Porres）：謙遜與愛貧
成立了將近八個世紀，道明會依然兀立，並享有上主各式各樣的恩賜。正如聖保祿宗徒所說，這是聖神工作的表記（格前十二：12-30）。以這修會自十三世紀以來即積極參與教會與社會大部份的重要歷史事件來看，其團結令人驚訝。但是，正是聖道明向上主所祈求的團結將他的追隨者聯合在一起。
只要想一想在這段不短的歷史中，既有連續性卻又有許多對立事件的時期中，一個人可能在如何不同的情況下遇到道明會士呢？在十三世紀，他可能遇到兩個道明會士在歐洲的鄉間小道行進，唱着讚美詩來鼓舞自己，冒着遭盜賊和異教徒的攻擊，前往基督王國的前線，甚至更遠。或者，他可能看到道明會士在當時歐洲出現的新市鎮內所建立的教堂中講道，或在巴黎、牛津或其他新開辦的大學中授課，討論當代最熱門的題目，如令人懷疑的亞里斯多德哲學和新興的實驗科學，甚至於進行錬金術的實驗。在文藝復興時代，藝術家和建築師如弗羅倫斯的包提柴里（Botticelli）和米蘭的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 等改變了這些教堂。而道明會的弟兄就在其中奮力思考當時出現的新問題。聖安多寧諾（St. Antoninus）探究因新世界經濟引起的道德問題；而方濟•維多利亞（Francisco de Vitoria）正從事建構了基本人權理論。還有其他的弟兄橫渡大西洋找尋新大陸，有些在中美洲的叢林中消失，因為他們拒絕軍隊的保護以求能寧靜地向當地士著傳揚福音。在前世紀，我們再次看到弟兄們坐上新的汽船橫越海洋，陪伴那些西移找尋食物、黃金和自由的人民。到了我們的時代，聖道明的追隨者已遍佈全球──在一九九二年在墨西哥召開的道明會總會議就有來自九十二個國家的代表參加。會士們從事各種想像得到的工作，從在貝寧（Benin）開辦生態農莊到在費利堡（Fribourg）研究埃及古語的動詞。到底是什麼在這麼多不同的時代將這些如此不同的男女會士聯結在一起呢？原因是他們和聖道明一樣，熱愛福音。
在讀著蓋•貝杜爾（Guy Bedouelle）神父所寫的這些精彩內容時，讀者會因為他所描述的人物的情操與熱忱而不斷受感動。感動人的可能是聖多馬斯（St. Thomas）熱切的知性探究；他要求耶穌說：「我主，除祢以外，我別無所求。」也可能是卡撒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他積極為印地安人追求公平的待遇；在他寫給國王的信中，他說：「我相信天主要我將天上地下及整個地球再一次「充滿吶喊、眼淚和呻吟。」另外，如瑟納的聖女加大利納（St. Catherine of Siena）有著「溫和、可愛和憂傷的渴望」想要改革她的教會，她崇敬基督是愛與渴望，是她生命的中心。在這些人的熱忱中，我們不但看到聖道明的精神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也看到天主用多種方式觸動我們心靈深處的渴望以吸引我們歸向祂。
最近幾次的總會議曾嘗試幫助修會在這些無止境的要求與可能性中特別注意它的優先工作。特別說明，我們承諾獻身於的使徒工作有四個主要目標：智能發展，全球任務，社會溝通，和尋求正義。由於我們的弟兄聖多瑪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教會中的地位，對於追求真理和聖化人類智慧是我們的重點工作這件事並不令人詫異。這種追求應是上主所祝福的。雖然在當代西方文化中出現有關於「乏味的理智主義」的深深疑慮，但真正的研究都帶有濃厚的牧靈特質。在一個人們對真理之愛並不是由於真理本身而是由於真理所帶來的經濟報酬的社會中，正義必不能伸張。再者，細心閱讀典籍會提供很好的訓練，使人能耐心專注地聆聽別人的訴說。我所認識的最偉大的學者都是具有深度牧民本能的人。因此，不必為我們的研究領我們進入使徒工作的領域而驚訝。十三世紀的殉道者，維羅納的聖伯鐸（Peter of Verona）的情況正是一例；他獻身的方式我們要略為思索才能明白。另一個是十九世紀的賴高德（Henri-Dominique Lacordaire）的例子。他處在福音和充斥世俗價值的世界間，努力去重新釐清自由的本質。
作為福音的傳播者，道明會士一定要努力學習溝通的藝術。今天溝通往往要動用現代科技所能提供的各種資源。但在大眾傳播媒體、電視、和收音機發展以前，道明會中不少男女會士長於吸引別人的注意力。例如十四世紀的聖人中有真福安吉利哥（Fra Angelico）和未受教育的聖女加大利納。前者對基督生平的神祕事蹟的描述現在仍使人讚嘆，後者與上主的對話和致一般人的信函今天仍使我們著迷並形成挑戰。而真福若堂在十三世紀時正任我目前的職位。他的溝通能力又如何呢？據說他前去講道時，父母將子女鎖在家中，因為他們恐怕從此不能再看到孩子了。
宣道時的話語並不只是將抽象的真理傳播出去；它們能改變社會和人的生活方式。如果它們在意義上被視為「上主的話語」，它們就是具有創造和改變能力的話語，能協調實現上主的王國。因此，道明會傳道的工作與對正義的熱愛密不可分。亦為此，在來自舊及新世界的道明會士例子中，我們特別高興這本冊子記述了一位女士，一位傳教士，和一位合作修士的榜樣：每一位都表現出追求一個更正義的世界的熱火。在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聖女加大利納•利奇（St. Catarina dei Ricci）雖是一位在隱修院的神秘主義者，卻能以和藹的態度堅定抗拒某些教會權威人士的堅持，因為他們沒有了解到她那個時代的女子要維持真實的宗教生活所需要的「彈性」。當然，拉卡撒斯為美洲土著爭取完全權利的奮鬥至今仍是我們的明燈。而半個世紀以後，黑白混血的輔理修士聖瑪定•包瑞斯（St. Martin de Porres）給了我們特別的見證：他歡歡喜喜地向新世界的教會顯示福音能夠在可怕的苦難中燃起愛德之火。
我們需要從我們兄姐前輩那裡學習他們的勇氣和熱心。願他們激勵我們使我們有勇氣讓上主來觸碰我們的心靈深處。只要我們願意，上主會引導我們。因此，在我剛上任為道明會的總會長時，我很高興地向大家介紹貝杜爾神父的文集及其原始來源。這些文字如此美妙地捉住了道明之家的生活與精神。那些因讀過他所寫的聖道明：話語的恩典（Saint Dominic: The Grace of the Word）而得益的人會發現本書亦同樣有益。而對那些第一次讀到關於道明會書籍的人，這些文字將使他們在讀過以後，想更進一步了解道明會。
道明會總會長
弟茂•賴德克立夫（Timothy Radcliffe）神父
最卓越的意念需要具體化，而最崇高的理想也一定要如此。創會者如聖道明，五傷聖方濟，和聖依納爵，都擁有天賦的能力，能將為教會服務的偉大理想，透過具體的、生動的，和歷史性的方法表現出來。事實上，在他生存時或者是在歷史上，聖道明將自己隱藏於他的工作，特別是修會的建立方面，也隱藏於他的兄弟們的後面。為了證明這一點，我想說明聖道明的精神只能在他的後繼者，尤其是在教會所承認的聖人們身上，才能完全加以了解。我將要舉出九個例子來說明，當然我很明白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為甚麼說九種道明會的生活方式呢？當然，我是受到在十三世紀後半葉，即一二六○至一二八八年間，在玻羅納道明會環境裡所寫成的一本靈修小書——《聖道明的九種祈禱方式》——所啟發的。有趣的是，在聖道明封聖審查過程中所看到的證詞，和聖道明的第一本傳記，由撒克桑的約堂所寫的《宣道會創會初期史小冊》中，都作證說他對祈禱的熱愛有著可見的，可描述的姿勢。這就是為甚麼這本小書的許多頁手稿上有小小的插圖的原因。插圖裡，聖道明的祈禱成為一種藝術，身體、聲音、和姿勢都各有其位，是依照流傳下來的他的同伴的確切記憶而來的。我想這可與道明會士在將近八個世紀以來所展現的豐富魅力相比。我們在我們的創會者感人身影中，也在我們的男女聖人和真福們中，還有我們每一個人中所看到的一切都結合起來，使身體、姿勢、和聲音有了一種特別的存在形式，顯露出這魅力的多面性。我們彼此分享它時，都會覺得生命變的更為豐富。
來到這裡造成流血事件，甚至於不當地剝削當地人以謀取我們看到在我們修會的第一世紀，即十三世紀時，真福約堂．撒克桑具體地建立了對在道明會兄弟姊妹間達到共融的關心，因此在獨一無二的宣道會裡創造了深度的一致性。我們看到維羅納的聖伯鐸，他放棄卡塔異端皈依教會，為保護信仰的完整性而努力承行作為宗教裁判官的任務。而聖多瑪斯．阿奎那，這位教會的「天使博士」，終生透過學習和教學不斷追求真理。還有安吉利哥弟兄，一個真正的藝術家，透過畫作之美來從事傳道工作，並負起會省的行政管理之責。不久以後，瑟納的聖加大利納將她一生的祈禱和行動都奉獻於愛教會，而在她那時代，教會的成員正在分裂，對立，和彼此詆毀。在十六世紀，我們看到卡撒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為新世界而憂心，因為歐洲人暴利。他懷著義憤宣佈教會的首要任務是傳播福音，而這任務唯有在真正公義的情況下才能達成。在義大利有聖加大利納･利奇，是與亞威拉的聖德肋撒同時代的人。她有不凡的神秘經驗，提醒我們默想在道明會生活中的必要性，但同時她也維持了深度的現實主義。然後在祕魯，和聖若望•瑪西亞和利瑪的聖羅撒一起，黑白種人混血的輔理修士聖瑪定•包瑞斯向我們表明謙遜在道明會裡確有重要地位，他教導我們如何能將我們的貧窮願轉變為對貧窮人的服務。最後，在十九世紀，賴高德神父將在法國大革命中被禁的道明會院重新恢復起來，因此將現代道明會士所非常重視的自由理想給予顯著的地位，指出了自由的基礎是神學上的一項領悟：對天主的愛和人與人間的友誼有個必要條件，就是人能負責任地作出自由選擇。以上就是這幾個世紀裡聖道明在他的後繼者身上或明明白白地或間接地顯露出來的多種精神價值。我們當然也可以談到在萊恩河域有神秘經驗的人，如聖文生•斐瑞、撒文那羅拉、教宗碧岳五世，和其他人，但我必須作選擇。
已封聖的聖人值得我們效法，因為他們效法了基督。的確，這是他們被封為聖人的原因。我們嘗試去效法聖人向我們提出來的美德，但了解這樣做的意義是很重要的，因為不管是教會的歷史或是道明會的歷史都證明，即使最崇高的美德也會因為一個過於人性化的狹隘觀點而受損。對真理的追尋或是對信仰的熱情都有可能變成盲目的狂熱。友誼也可能以太人性化的形式表現而產生派系和壓力團體。我們所喜愛的道明會式的自由也可以變成世俗的自由，猶如聖保祿所說的，和姊妹們和在俗會友的合作也可以以純粹膚淺的形式進行。對美的追求，對藝術的愛好也可以演變成唯美主義。為正義的奮鬥也可以成為純粹的意識型態。我們一定要記住道明會的生活是多面的，因此要常常尋求平衡；只有平衡能給道明會生活帶來神學的內涵，和深度的信德、望德、尤其是那擁抱一切和發出聖神熱火的愛德。
這就是為甚麼懷著感動用心去研讀這些關於我們祖先的生活的描述以發現隱藏於他們的道明會宿命的具體形式下他們的神聖之處是很有益處的。我們將要這樣做，目的是找出我們自己的道路和找出道明會生活能為我們的這個時代帶來怎樣的新發展，能與修會的魅力一致，並有其特色。或者我們可以開始懇求我們的聖人們在這件事上啟發我們，就用本會史家西滿•德克瑞（Simon Tugwell）神父在英文版的《聖道明的九種祈禱方式》的結尾所用的禱詞：
願聖道明與我們在一起並為我們祈禱，正如他所應許那樣。也願他的家族中許許多多的聖人們：真福若堂•撒克遜、真福安吉利哥弟兄、聖多瑪斯、聖文生•斐瑞、聖加大利納•瑟納、聖瑪定•包瑞斯和他的朋友若望•瑪西亞、亨利•蘇桑、蒙福特……。他們這一群包括各色各樣的人，在天主的愛內結合，渴望看到世人都得救。願他們啟發我們，幫助我們，使我們也能成為世界的光，和一個不能隱藏起來的山上之城。阿們。
道明會士
蓋•貝杜爾神父
建立，推動，及開始一項工作是不足夠的；重要的是這工作一定要持續下去。
經過多年的嘗試，等待， 和小規模的初始行動，聖道明領悟到天主要他在教會內創立一個新修會，其任務將是革新傳播福音之道，做法是為教會中負責傳道的主教們立榜樣。他不遺餘力地要去保證這工作的成功。他獲得教宗發出文件保護這修會。他訂立了堅定而兼具彈性的會規，以過去的經驗為堅實的基礎，但仍具有對新答案的開放性。他知道已有足夠數目的修道者參與，使他可以繼續向他那已傳遍歐洲的機構注入生命。
但是，如果缺乏一個負責提振傳道工作，協調和裁決事情，解決問題，做出決定，和化解可能或是不可避免的衝突的領導者，這一切又有甚麼用處呢？一個創辦人必須注意找尋繼位者，不是一個像他自己的人，而是一個有能力在未來帶領同一條船，即同一團體，通過其他不同風暴的人。聖道明對找尋繼位者的憂慮是對的。十年後方濟會所遇上的困難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當時，已到了必須更換亞西西聖方濟的時候，但卻找不到任何一個具有他的領導魅力的人。
聖道明自己特別選出的繼位者撒克桑的若堂是一個思想夠開放，充滿活力與熱忱的人。他管理了道明會一共十五年，直到一二三七年他自聖地坐船返家途中在敘利亞海岸附近遇到船難溺斃為止。
聖道明一看到這位來自萊恩地區的傑爾曼人就看出他有作領袖的潛力。若堂加入道明會時， 已是巴黎大學的碩士，和他後來自己歡迎入會的年輕人相比，他可說是經驗豐富。[1] 他入會不滿一年，在會中還是個新人的時候，就被任命為隆巴地（Lombardy）的省會長——我們可以肯定是聖道明堅持這項任命的，因為他在一二二二年就繼承聖道明為宣道會的總會長。然後，他開始在年輕大學生中積極傳道，他訪視新會院和已比較穩固發展的其他會院，為很多人帶來靈性方面的幫助。
在關心道明會團體的共融方面，若堂是個著名的例子。我喜歡使用「道明會的共融」這個表達方式多於道明之家（Familia Dominicana）的說法，因為前者較有神學上和宗教上的意義而且比較不模糊，雖然我們的會章中用了「家庭」這個辭來描述那將所有加入宣道會的男修士弟兄、隱修女、使徒修女和在俗會友結合起來的緊密關係。若堂用很多時間去做這任務，表現了充分的關心與耐性。
這事有兩項不可辯駁的證據曾以文字紀錄下來。一項以藝術方式寫成，肯定會流傳於後世；另一項是即時隨心意流動所寫下的文稿。
這第一份文稿就是《宣道會創會初期史小冊》，討論道明會的開始。我們在這作品背後要看見作者渴望寫出一些共同的參考規範給所有想在聖道明精神中找到他們的根以便仿效教會初期的愛德行動的弟兄姊妹[2]。這本書是中古時期聖徒言行錄中的瑰寶之一，但卻被遺忘了好幾個世紀，直到賴高德（Lacordaire）依自己的直覺和認定其為可靠作品的感覺將它重新提出來為止。在閱讀它時，我不斷驚訝於作者深刻的洞察力，他那植根於對聖經知識的神學方面的真知卓見，還有他從那些與聖道明一起創立修會的人那裡收集來的詳實資料。但是，如果我們欣賞文中的準確歷史記述，例如說明狄亞哥主教（Diego of Osma）在南法的郎奎多（Languedoc）地區開始傳道活動時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我們看到若堂用溫暖自然的方式來談及他最親愛的朋友，科隆之亨利（Heinrich of Koln） 時也會感動不已。若堂發誓永不與亨利分開，但事實上，他從未與他共同生活過。
這種熟悉親切的口吻，有感情卻不多愁善感，也在寫給黛安娜•安達羅（Diana d’Andalo）的書信或更好說是安慰信中再現。黛安娜是玻羅納（Bologna）的聖依搦撕道明隱修女院的年輕修女，個性堅強，頗有能力去克服橫在她面前阻止她成為道明會士的所有障礙。若堂的這些信證明了在弟兄、姐妹間有深厚的友誼相繫，因而導致信息傳遞與共享。大家知道我們在修院隱居的姐妹是極度消息靈通的。我常接到道明會修女院院長的電話要求我證實一些我當時還不知道的，而後來我發現是真的事。若堂對修女們的關心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因為不久以後，在十三世紀中間共有五十年之久，直到一二六七年的妥協前，修道弟兄們為放下對姐妹們的精神和物質照顧而掙扎。相反的，若堂在寫信的時候肯定告訴黛安娜•安達羅道明會的兄弟們會幫助她，[3]並告知教宗己為此作出保證。[4] 不過，弟兄姐妹間的關係基本上是屬靈的。
若堂一再懇求修女們為他在大學生中開展的「捕魚計畫」祈禱，他希望能引導大學生加入道明會。因此，他告訴黛安娜他在巴黎，牛津（Oxford）和巴杜瓦（Padua）三個大學城中所成就的「好收穫」。[5]一二二三年有三十三人入會，[6]而一三二四年一共有七十二位。[7]他常將道明會的消息告訴她：有三封信談到及科隆之亨利弟兄在一二二五年死亡；另一封描述那著名和有歷史性的一二二八年的非常總會議（Most General Chapter）[8]；他告訴她關於教區聖職人員與行乞修會的對立的最新消息；[9]他和她一同為聖道明被封為聖人而歡欣，而封聖加強了修會內的團結。[10] 有時，他的信有較多的個人色彩：他問起戴安娜的家人的情況因為住在玻羅納（Bologna）的兄弟們得到了安達羅家族很多照顧。[11] 他傳達來自「你們的弟兄和兒子」，他旅程中的同伴傑拉（Gerard）的問候。他在修女姐妹們收到道明會服時表示欣慰；他也關心日常生活細節。例如，他說：「請了解我為妳足部受傷而難過。」[12]
他的語調平和，但毫不猶疑地顯露出感情，雖然他要撫平他這一位在玻羅納（Bologna）的修女心中的憂慮。他寫說：「如果我死了，妳該怎麼辦？……如果我死了，不要陷入無法安慰的憂傷中，因為當我活在主內時，要比我在這世上每日走向死亡時，對妳更有用處。」[13] 在這裡我們看到若堂為他的姐妹們複述聖道明在死前留給弟兄們的遺訓：「吁奇妙的期望」（O spem miram）。
再者，若堂永不停止引導他的通信人和與她一起的整個聖依搦撕隱修院的所有修女姐妹去進入道明會的核心：姐妹們有協助她們的弟兄們的傳道工作的責任──為他們祈求上主給與保護。例如，我們可以在下面的句子中看到這一點：「我祈禱得不多：這就是妳一定要勸勉妳的姐妹們用祈禱來彌補我的不足。」[14]
他也不斷教導黛安娜和她的姐妹們最重要的事：就是增強從默想十字架之書，生命之書和愛德之書中所領悟到的愛德和其他德行，[15]這些書是「基督自己用他的傷寫成並用他大量流出的寶血所照亮的」[16]。若堂時常記得道明生活的中心就是耶穌基督，他在自己內修復一切，而天主在他內已修復一切：那短小的聖言──Verbum abbreviatum──是初期教會和中古時代著名的論點，但當一個宣道會士或一個宣道修女使用它時，就產生一種特殊的共鳴。由於沒有時間寫姐妹們所希望收到的長訓誨信，若堂就直接了當地送給她們耶穌基督：「救贖與恩寵的聖言，可愛與光榮的聖言……妳們一定要默想聖言，在妳們的腦海中不斷思索。願衪住在妳們內，生活在妳們內。」[17]
在宣道會的弟兄們，姐妹們和在俗會員間時時存在有深厚的友誼，將他們緊密地連繫在一起。由於我們所處的時代對此比較敏感，討論得也比較多，並有很好的理由在其中看到「上主的人民」的典範，願這對道明共融團體的關心，願道明家族的緊密關係首先自這「回歸基本點」──即以各式各樣的方法及配合各種生活狀況和領袖魅力去傳播教導天主的聖言──得到啟發。
從這樣的觀點我們可以了解若堂寫給黛安娜的可驚奇的措辭：「進入妳主人的歡樂」。但他將意思表達得非常清楚：「妳的主人就是宣道會。請為我和整個修會祈禱。」[18]
選讀宣道會第二任總會長，真福若堂•撒克桑神父之《宣道會初期創會史小冊》[19]
脫去舊人，穿上新人
這時，令人回憶的雷吉那弟來巴黎講道。我聽他講道，上主的聖寵感動了我，內心就誓言加入修會。雖然那時我不認識任何會內的弟兄，但卻相信這是一條我思考的通往救援的道路。我正為此決定而心滿意足時，就想或能說動這位神靈之交誓發同樣的聖愿，因為我瞭解，「他具有從事宣道工作的天賦及恩寵」雖然他回絕了，我仍然力勸不懈。
在聖灰禮儀日，即撒下聖灰使信友想起他們原是來自塵土終歸塵土的日子，我們決定開始懺悔期的適當方法，莫過於履行對上主所發的聖愿。與我們同住的人，無人知曉我們的計劃。亨利離開宿舍時，有位同伴問他要到那兒，他回答說：「到伯達尼」。他當時不懂亨利的意思，但後來看見亨利走進伯達尼，意思是走進『服從之屋』時，才恍然大悟。我們三人在聖雅格會院碰面，當弟兄們唱出『換上會服』時，我們讓他們驚奇地出現在他們面前，脫去舊人，穿上新人，與他們詠唱的歌不謀而合。」
一二二０年，修會首屆總會議在玻羅那召開，我和另三位弟兄由巴黎趕去參加，因為道明總會長來信要巴黎會院派遣四位弟兄參加玻羅納的總會議。我那時入會尚未滿兩個月。
大會經過弟兄的一致同意，規定總會議之開一年在玻羅那，隔年在巴黎，但次年預定召開的會議，仍在玻羅納舉行。會中同時決議弟兄不再擁有財產或固定收入，甚至連當時在土魯斯地區所擁有的亦不例外；此外，亦規定了許多沿用至今的會憲。
一二三一年的玻羅納總會議任命我為隆巴帝會省的第一位省會長。我那時入會才不過一年，基礎也未達到應有的隱固，照理應在領導眾人之前，先學會約束自己的缺點。在這次總會議中，亦派遣一批弟兄以吉爾伯弟兄為院長，前往英格蘭。我自己並未出席此次總會議。
講完聖道明在世時的這些事蹟以後，我們現在轉談些道明死以後發生的事。讀者該記得我提過艾偉拉弟兄死於洛桑之事，那時他和我正要到隆巴帝去。他死後，我繼續行程來到隆巴帝，為負起我在這會省所派的使命。我在那兒發見一位附魔的名叫納德弟兄。他被惡魔折磨的相當厲害，以致每天口出狂言，擾亂全體會士到幾乎無法忍受的地步。無庸置疑的是，慈悲的上主已允許用此考驗來鍛鍊祂的僕人們的耐心。
納德帶來的殘酷困擾，使我們在玻羅納養成做完夜禱後，規定歌唱又聖母經的習慣。這種做法由玻羅納傳遍整個隆巴帝會省，後來被修會廣為採行。有多少人在讚美可敬的天主母親時湧出虔誠之淚？有多少詠唱或聆聽這首經文的人，心不為之感動熔化？又有多少痛苦不為之減輕，並代之以熱忱？我們是否相信救世主的母親喜歡如此的讚頌，會因如此的呼求而感動？有位既虔誠又可靠的會士告訴我說，每當弟兄們唱出「仁慈的轉禱者，請你把慈悲的眼光轉向我們」時，他常會神視到上主的母親伏在他兒子面前，為全修會的安全祈求。我之所以提到此事，為的是要讓讀到它的弟兄受到感召，而更加虔誠地讚頌聖母。
對答詠： （格前一：17-18，21）
領：原來基督派遺我，不是為施洗，而是為宣傳福音，且不用巧妙的言辭，免得基督十字架失去效力。
答：因為世人沒有憑自己的智慧，認識天主，天主遂以自己的智慧，決意以愚妄的道理來拯救那些相信的人。
領：原來十字架的道理，為喪亡的人是愚妄，為我們得救的人，卻是天主的德能。
答：因為世人沒有憑自己的智慧，認識天主，天主遂以自己的智慧，決意以愚妄的道理來拯救那些相信的人。
在西方文化的每個領域中，任何道明會士，特別是道明會的歷史學家，都會與他們祖先——宗教裁判官——的靈魂相遇。這些祖先的肖像懸掛於博物館中。馬德里的布拉多（Prado）國家博物館中有一幅由裴魯奎待（Pedro Berruguete） （+1504）所畫的圖，上有有關以火進行審判的場景：頭頂有光環的聖道明坐於高臺上主持一次宗教裁判大會（Auto de Fe）。這些祖先的靈魂也進入古典文學的書籍中。誰能忘記伊萬•卡拉馬佐夫（Ivan Karamazov）告訴他的弟弟阿遼沙（Alyosha）那個關於總裁決官的傳說？[20]作者寫這角色的靈感可能是來自著名的西班牙籍道明會裁判官多瑪斯•多奎馬達（Thomas Torquemada）（+1498）的啟發。這些靈魂也在莊嚴的建築物上出現，如在羅馬的教義聖部（Holy Office）；離萬神殿（Pantheon）不遠的米諾華聖母（Santa Maria sopra Minerva）會院，或是在那不勒斯（Naples），墨西哥市（Mexico City），和其他地方的類似的建築。我們甚至在電影中與他們相遇，例如那由厄格（Umberto Eco）的暢銷書改編成的電影「玫瑰之名」（The Name of the Rose）。在那裡我們觀察到一個方濟會唯名論者的溫順與道明會士紀伯納（Bernard Gui）那接近狂熱的嚴厲間的比較，經由通俗劇的技巧而演出來。
雖然裁決官也有教區司鐸、諾伯會士、方濟會士，和其他修會的成員，在大眾的心目中留傳下來的印象——不論我們是否喜歡——就是道明會的黑白色會服。就好像是，由於對比，黑帽和白袍顯露出的正是亞爾比異端、摩尼教派中的我們樂於消除的某個部份。
我們不應忘記維羅納的伯鐸，又稱為殉道者聖伯鐸（+1552），修會的第一個在創會者後被宣為聖的聖人，就是一個裁判官。他由信卡塔異端（Catharist）的父母所生。在一二二一年，聖道明去世前僅數月時，他加入道明修會。當時聖道明親自在玻羅納（Bologna）迎接他。教宗國瑞九世（Gregory IX）任命他為北意大利的裁決官。那時北意大利還住著不少摩尼教信徒。根據寫聖人傳記的多瑪斯•阿尼•郎迪諾 （Tommaso Agni di Leontino） 的證詞，聖伯鐸向摩尼教徒宣道，相當成功。在與一位同伴從郭慕（Como）前往米蘭的路上，他為兩個兇手所襲，頭部被斧頭砍了一下。傳說中他用手指沾自己的血在地上寫下「我信唯一的天主」（Credo in Deum），然後，在寬恕了他的謀害者後，死於斧頭第二擊。
次年，他被宣為聖人，事前的審查有聖座的積極參與，這在當時是不尋常的。在當代審查的文件中顯示出有反對將他提昇到祭台上的聲音。但是，另一方面，殉道者聖伯鐸的圖像卻豐富地發展出來。很易辨識的是：他的頭帶著斧傷，一根指頭指向雙唇，暗示著沉默──這形象對身為一個專注於以語言傳教的修會的最受尊敬的聖人之一而言似乎有點矛盾──而宗教審判所本身被正確地看作傳道行動的自然發展。他的肖像明確指出語言本來是由冥想的沈靜中產生的，也解釋了為何這肖像常在道明會院的餐廳懸掛，在那裡大家靜靜地用餐時聖書和訓誨的文字總被朗讀著。但最重要的是肖像傳達了他以沈默犧牲的方式殉道，完成了天命。真福安吉利哥（Fra Angelico）明白應如何詮釋他，所以將聖伯鐸是畫在執事聖樂倫（St. Lawence）和他的烤架旁，拿著一塊烤鵝和一本聖經。殉道者聖伯鐸常以宗教藝術表現出來因為裁決官們視他為主保聖人並透過尊敬他的團體來推行對他的崇敬──這顯示修會在任何方面都不會拒絕調查的擔子並看來常以作為保衛天主教信仰的先鋒為榮。
十九世紀時，法國在一八三○年的「七月君主政體」 （July Monarchy）時期，賴高德神父，一個原是能幹的律師的教區神父，注意到在法國自大革命以來便被禁的宣道會。他決心重建這修會。由於他需要規避當時禁止宗教集會的法律，也沒有力量去勸服政府，而身為一個很好的演說家和一個現代溝通方法的先驅，他決定直接訴諸民意。但道明會確實是宗教裁判處的修會，有著最沉重的壓力。一八一四年，西王弗南鐸七世（Fernando VII）再次引進若瑟•彭納巴特（Joseph Bonaparte） 所禁止的西班牙宗教裁判處。但一八○二年終於被除消。一八一八年， 馬德里宗教裁判處的前任秘書，駱仁德（Antonio Llorente），先出版了一本以法文寫的書，然後再出了一本以西文版。這兩本書大力促成了所謂「抹黑傳說」。這傳說鼓動了大眾來反對賴高德，雖然大家正確地認知他擁有自由的政治思想，勇敢地提出政教分離的建議。
在一八三九年他所出版的「在法國復會回憶錄」中，賴高德正面面對裁決（宗教裁判所）這個問題，以整個第六章來談論它。他用的武器先是防禦性的然後用攻擊性的；他先用歷史的方法，後用新聞報導的方式。他建議先研究那「很可能被誤解的過去」，再來研究現在。這個以前是律師，當時在巴黎聖母院作護教傳道士，有些滿意於採用一些對他的主題先驗性不利的文章──例如一本於十七世紀後葉由一個新教徒在阿姆斯特丹所編關於裁決庭（宗教審判所）的歷史和在一八一二年由西班牙國會（賴高德描述他們為重大的敵人）所發佈的「理性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報告。以一個歷史學家的身份，他將真理帶到人前以除去錯誤的觀念。他寫說：「道明會士並非裁決庭的發明人，也不是其推動者，也不是其主要工具。因此對在這方面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過份之處，他們不比其他人有更大的責任。無疑地，他們確曾參與裁決，但當時在歐洲的人，有誰沒參與呢？」[21] 然後，他轉向出擊，指出在一八三○年代當時，在荷蘭，愛爾蘭，波蘭和普魯士都有天主教徒遭受到「迫害」。以寬大為懷的精神，他下了結論：「讓我們慷慨大度吧；讓我們承認真理與謬誤是同等令人不能容忍的。那麼，世界從這勢不兩立的爭執中得到甚麼益處呢？真理不能消滅謬誤，而謬誤也不能消滅真理。」
因此，他的方法就是去界定裁決制度，探討它的歷史地位，儘量為宣道會洗刷名譽，承認這修會曾參與裁決事宜但強調錯誤是在導致偏執不容異見的環境中發生。不是每個人都喜歡他的說法。奎郎澤神父（Dom Prosper Guéranger）曾熱心鼓勵賴高德（Lacordaire）為在法國的道明會士恢復名譽就如他自己為在蘇賴斯姆（Solesmes）的本篤會所作的一樣。但在他的私人信扎中對賴高德的說法有強烈甚至於嚴厲的反應。他寫說：「說道明會士不是教會事件的裁決者是一項歷史謬誤。接納道明會卻拒絕它的一件光榮事蹟是非常不恰當的。如果你不了解信條聖部，就不要談道明會士是如何。如果你忽視歷史，就不要寫十九世紀的歷史。」[22]對於奎郎澤神父指責他輕視道明會士作為「宗教審判所的榮譽的修會」（參閱《禮儀年》（Année liturgique），正好在聖伯鐸的瞻禮日），賴高德回答說：「你對道明會精神的了解，在我看來，根本是錯的。無論如何，我的了解則相當不同：我認為它是唯一真實的，唯一有用的，唯一的基督徒精神。」[23]
他們對過去的歷史有爭議，但仍然是以傳統繼承的觀點來談裁決這問題。在多樣化的道明會內，這不是宣稱擁有或是拒絕這傳統的問題，而是知道該如何為這傳統負責的問題。我覺得，為了保持一致，一個沒有經過真正的歷史學家作長時期的評估的傳統是不應被接受的。
在沒有扮演賴高德神父的角色的情況下，我可以論斷將裁決者的功能歸於聖道明是沒有根據的。理由是：聖道明於一二二一年死於玻羅納（Bologna），而特別的宗教裁判庭是在一二三一年才因教宗和皇帝的共同決定在隆巴地（Lombardy）和傑爾曼成立。法籍學者米凱瑞（Michelet）著的《法國史》（Histoire de France）裡所寫的明顯地有偏見。他說：「道明，這個令人敬畏的宗教裁判庭的創始者，是個高貴的卡斯提人。沒有人比他更有落淚的天賦，而落淚常是與狂熱伴隨的一種特質。」[24]另外，聖道明那廣為人所知感人的同情心，從他列聖品的過程和他早期的傳記中可見，是他個人的主要特徵，使他遠離反亞爾比異端的十字軍旅。我認為，當法王在無數無效的傳道運動後自北方派遣西滿•孟特福（Simon de Montfort）和其他的公爵們用戰爭的方式去反對卡塔異端，聖道明因為非常關心天主教信仰很可能對用武的訴求表示贊成但他自己並沒有與這行動有實際關聯。他的第一本傳記──我們對其內容沒有疑慮──明明白白地說：「道明弟兄只限於遵行他作為一個孜孜不倦地宣講天主聖言宣道者的任務。」[25]這句子的重點不在「限於」之詞，而是在「宣道者」，因其暗示了仁慈和勸導的層面。這一點在聖道明其他傳記內容中亦可看到。人們能怪責亞西西的聖方濟不容異見嗎？關於他的同時代人物和朋友聖道明，應有同樣的答案吧。
研究習慣法歷史的專家己清楚指出裁決程序在人權方面是有進步的，給予嫌疑犯司法上的保證，而大部份裁決者都尊重這些保證。可是，這並不能防止在某些有權行使這使人畏懼的權力的人，如北法國那可怕的羅伯•布爾哥（Robert de Bourgre），去作出失衡的決定。同時，我們一定要明白，裁決的過程導致一些過份的行為。在一個教會與國家完全混合的體制下，政治利益，國家利益和經濟利益都有相當重要的影響。聖貞德（Joan of Arc）的審判正是這樣的一個例子。我們應小心將為主教和教皇服務的中世紀式的裁決與西班牙宗教審判者辨別清楚。後者創立於一四七八年，追隨前者的古老的程序與司法保護規則卻有相當大的不同，以致成為那任命總審判者的西國皇室手中的工具。再者，在近代，為了宗教上和政治上的理由，英法兩國的裁決庭只是有名無實的。
因此，宗教裁判處引起的基本問題是在靈性事務方面的強制問題。裁決庭制度隸屬於一種名叫西方基督信仰的社會防衛制度下。後者將天主教會與世俗社會緊密融合，目的是使信仰和基督教義成為社會秩序的基礎。
君王們以責任為由採取干預行動去保衛信仰。反對天主教信仰（十六世紀後也包括反對基督新教的信仰）就是反對君王。當時對靈魂得救的憂慮很盛行，所以教會認為人民需要這種保護以免那引致永罰的學說日益漫延。為了打擊持異議者，預防性措施和治療性行動被認為是必須的。至於那些頑固不肯悔改者，將他們視為基督身體（即教會）生病的部份而予以切除，並交付到負有公共福利責任的世俗官府手中處理，則被視為正當的手段。
偉大的伊拉斯姆斯（Erasmus of Rotterdam），經過回溯聖經和教父等資料，成為那些首先察覺到那後來被稱為不容宗教異說的深刻矛盾的人中的一個。他明確地批評西班牙籍會士的作法[26]。他是一位信徒也是人文主義者，他反對大聲責難和戰爭，他相信教會應效法其創始者，不折斷破傷的蘆葦，也不熄滅將熄的燈心。[27] 照他師父聖奧斯定的榜樣，他認為莠子與好麥子應可混合並存直到世界末日，即收割者來臨的那一天。
面對著這道明會的傳統，我們是否應做一些誠實的修正呢？我認為這不是真正的問題。更正確地說，問題是有雙重性質：既是歷史的，也是神學的。歷史學家應盡力注意不要陷入時代錯誤，一種他們常犯卻是不可原諒的罪。對一種制度，若他們不知其價值，就不應作出評斷。他們最好是先熟讀有關文獻並懷著那為達到了解是不可或缺的同理心去研究各種心態。然後，他們就會明白聖伯鐸如此迅速地被宣佈為聖人首先是基於他對信仰的熱忱，而最重要的是為了他的殉道，雖然他的形像已成為一種他因之應受神學（或哲學或思想）評判的制度的旗幟或徽章。
想到天主教的神學家們，我覺得在一九六五年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最後一次會議時，瓊耐（Journet）樞機曾簡短地對宗教自由提出一合宜的評論。大體上，這深受保祿六世（Paul VI）讚賞的他指出社會和教會，在受到來自不同立場及福音傳播的成熟思維的影響，對人有了比較深入細緻的了解。他宣佈在「只有真理有權利」這句許多天主教徒仍主張的名言外，應加上以下這一句：「但人，每一個人，有更多的基本權利」。他也說明我們已漸進地達到將屬世俗的和屬靈的清楚分辨開來。這就是為何教會繼續反對謬誤，「但用光，而不是用戰爭作武器」。
在過去，道明會士被稱為「信仰擁護者」（pugiles fidei）。回顧早期裁決者的經驗，我們了解在現代我們應以光為武器，這光可以其他的形式表現，如謙遜而耐心地追尋真理，對話和寬容。我們並應承認信仰，堅持望德，並持久不綴地實行愛德。
選讀羅默伍修士致聖雷孟•奔雅福總會長的書信[28]
他向逾越羔羊獻上自己的讚頌和生命
復活節八日慶期的主日，為傳揚信仰，伯鐸弟兄須從高木到米蘭。他於前一日即星期六上路。大清早，領受降福後，動身之前，他忽然想舉行復活節的彌撒，並像屢次習常告解的習慣，跪在一位跟他一道去的弟兄前，比平日更細心，更仔細地告了罪。上述所提的這位弟兄，事後曾以動人的聲調述說了此事。彌撒禮成，伯鐸便與三弟兄一起出門。據他的同伴所述：伯鐸弟兄在路途上，僅熱心地講述幾位殉道者的英勇事蹟。於冗長的述說後，他一反常態，開始引吭高歌復活節的繼抒詠『讚頌逾越犧牲頌』，不久將成為他殉道伙伴的道明弟兄立即陪他同唱。另一位名為龔拉德的弟兄也用一種回音唱出同一歌曲的第五合音。伯鐸弟兄很和藹地轉身向他說：我請求您讓我和道明同唱，因為您唱的實在不和諧。於是那位弟兄保持緘默，他們倆人遂大聲唱完整個繼抒詠。
歌唱完畢，中午時分，他們抵達一個名為美達的村莊，該地屬米蘭地區。他們唯恐作客會打擾人，於是分開人馬去吃午餐；兩位弟兄到另一處，伯鐸弟兄則與道明弟兄悄悄地走向一隱修院。那天的午餐已備妥，他們二人急速用善後，即打發送信人到另兩位弟兄那裡，通告他們自己已上路，並要他們吃畢午餐即刻跟上來。他遂即刻上路，去掙取等候著他的榮冠。
當他們到達離村約有兩千步的小山丘時，有兩個被錢僱用的兇手，即撒旦的使者藏身於該處。他們看見會士們由遠處而來，於是計劃謀殺他們。但是，其中一人反悔，不願意犯此滔天大罪，遂離開了，向著所說的那個村莊飛奔而去，並遇到了另兩位會士，於是流著淚將整個陰謀和盤說出。那時，兩位弟兄急速向前趕路，想挽救伯鐸弟兄的性命。但他們抵達時，那一撒旦的使者已向伯鐸猛擊五刀，殘酷的殺害了他。
聖伯鐸的同伴尚活了六天，他曾作證說：當伯鐸弟兄被襲擊時，他效法救主的榜樣，毫不怨尤，亦不抵抗，更不逃避，只是堅心地忍受，並和顏悅色地寬恕殺害他的殺手，向天伸開雙手為兇手祈禱，且以清晰的聲調說道：「上主，我把靈魂交託在你手裡」。時在四月六日日下午三時左右。他把未曾受沾污的靈魂，獻給了被釘及復活的基督。
對答詠：（參若一：20；厄五：2）
領：我非常喜樂，因為我已變成基督的祭品，我被控告，未曾否認祂的聖名，我被審問，仍承認基督。
答：我被擊傷，仍感謝天主。
領：我把我自己獻給天主，作為馨香的祭品。
答：我被擊傷，仍感謝天主。
若與其他思想家比較，可能除了聖奧斯定（St. Augustine）和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外，沒有人的作品比聖多瑪斯•阿奎那的受到更多的評論及批評。沒有一個作者受到比這位「天使博士（Angelic Doctor）」更高的讚譽。自從聖多瑪斯在十四世紀時正式被稱為教會的聖師後，除了教宗碧岳十一世外，也沒有別人曾得到如此的稱號。他的哲學被認定是不朽的，而他的神學也值得同樣的讚美。既有所有這些讚頌之辭——無疑地在現代的神學界中讚頌已減，在他的瞻禮日自三月七日（他的去世紀念日）移至一月二十八日（他的遺體在一三六九年被移送到土魯斯的日子）時便開始減少——既有這麼多瞻禮日的講道和那麼多科學性和教誨性的傳記（它們不一定是矛盾的），那我在短短的篇幅裡，還有甚麼可以說呢？無論何時，我們都可能回溯到我們對聖多瑪斯本人的認識的資料，重點不在他的寫作（這些作品沒有個人參考資料，只有少數曾引起臆測的間接敘述），而是他最早的傳記。我將要談論的就限於這一部份。
他的第一部傳記由貝耐本都（Benevento）修院院長，威廉•陶古（Guilgelmo di Tocco）著眼於他的宣聖事宜而執筆的，是為了一三一七年列多瑪斯聖品案之用。現代的歷史學家確實曾質疑傳記中所寫的許多事，尤其是陶古所列的年代表。這就是為甚麼應該同時參考由魏瑟比神父（James A. Weisheipl）所寫的最近和最完整的聖多瑪斯傳記[29]。
但陶古引起我的興趣因為他在探討關於多瑪斯•阿奎那深受天主感召而為主工作的事時，提出了一個坦誠的靈性觀點。這觀點正是修會在多瑪斯去世四十年時所持有，並希望傳達給教會的。在巴黎發生了與聖多瑪斯之名有關的教義爭議後，教會仍要宣佈他是神聖的。在這裡我對多瑪斯的靈性天賦的形式比對他所寫的作品和偉大論文更感興趣，因為那顯露出一種氣質，一種在天主面前的態度。
陶古的敘述中確有不少事令我們微笑，尤其是他嘗試去從多瑪斯的孩提時代找尋他神學使命的確實基礎時。如果嬰孩多瑪斯「開始哭並拒絕為褓母的撫抱所安慰，就只有寫有字的紙片能使他停止哭泣」。[30]即使我們承認這事可能發生過，我們現在也不應亳不猶疑地認為上述的事件是他日後對聖經的深思熟慮的預示，或是默示錄中吞下小書的一項注解。
但值得注意的是陶古是如此堅持希望說明多瑪斯是如何完全獻身於真理的追求。看起來這固然是真理的宣告和信仰的告白，但它更是費力的，艱苦的，甚至於令人疲憊不堪的對真理的追求，是一種與研究和祈禱分不開的生活。從聖經神學家那裡「得到一段困難的聖經文句的要義」[31]是一項嚴苛的工作。在描述多瑪斯的生活，奇蹟和神視時，陶古不斷向我們顯露多瑪斯和藹的和完全單純的性格特質。
一個極度誠實的人
多瑪斯在去參加第二屆里昂會議的路上死於弗撒諾瓦（Fossanova）。在因多瑪斯宣聖事而接受詢問時，該地熙篤隱修院院長尼閣神父給了幾乎可說是輕描淡寫的簡短描述。他說：「多瑪斯弟兄是個非常誠實，非常純潔，非常神聖的人。每天，只要是他健康良好，他舉行聖祭及將他的時間用於不停的研究與祈禱」。[32]
如同他的弟兄們給他取的綽號「笨牛」一樣，多瑪斯沉默寡言，相當安靜，「勤奮好學，虔誠祈禱」（in studio assiduous et in oratione devotus）。[33]所有人都為這非凡的心靈是如此謙遜而感動。陶古說：「他知道他所有的知識俱是天主的賜予。這就是為何虛榮的行動從不曾對他的靈魂產生不良的影響，他知道每日他那樣做時，他得到神的真理的光照。他謙遜的生活方式是他的美德的一種表現，反映出他靈魂的內涵。」[34]當他是老師聖大雅博的年青弟子時，他正處於一般人追求出類拔萃的年紀，卻慎於顯露他良好的記憶力[35] 和他快速精到的推論能力。
他的加入道明會（開始時這事是如此違反他家人的期望）正是無私和渴望謙遜的證據。當多瑪斯在一二四五年在巴黎初學時，道明會成立才三十年之久，本修會，為一個夾在皇帝與教宗之爭間的那不勒斯家庭的一份子來說，並不是一個好選擇。從社會和政治聲望的角度來看，成為道明會的一員，實在是一點好處也沒有。它不會帶來錢或權力，而這就是他的母親和兄弟們覺得失望的原因：他們原盼望他能成為卡西諾山地區一所本篤修院的院父。多瑪斯的童年時代就是在卡西諾山渡過的。
陶古也告訴我們多瑪斯•阿奎那如何過服從的生活。他確實是個知識份子，但這是為了教會的緣故。他首先以從事教職來為教會服務。自從他在一二○五年晉鐸以後，他不斷旅行各地，為學神學的學生服務，從巴黎，到那不勒斯，奧維多（Orvieto），羅馬，再到巴黎，最後再到那不勒斯。他是為了服從教宗而出發去參加理昂會議並為此而寫出關於「反駁希臘人的錯誤」這篇論文。在他的一生中，他常以專家的身份服務。他劃分世俗和信仰範圍（《論執政》（De regno）無疑是特別為塞浦路斯王寫的）的能力眾所皆知。他為托缽弟兄們辯護，對抗維廉．聖阿茂（Guillaume de Saint Amour）領導的非教會人士的評擊，亦很著名。此外，只要看看他的作品目錄，就知道許多作品是針對問題或請教提出答案的。陶古告訴我們皇帝聖路易慣於尋求他的忠告：「當皇帝在翌日需要一些解決困難而緊急的問題的忠告，他會在前一個晚上將事情告訴多瑪斯，以便他在夜間可專心思考。因為他是如此服從，多瑪斯默默接受，好像皇帝的請求就是命令。」[36]
談起聖路易，我們記得多瑪斯與皇帝共進晚餐那著名又有趣的故事，表明他的智識生活從不間斷，無論他身在何處，都是他本人的一個重要部份。雖然他因服從而接受了皇帝的邀請，他仍全神貫注於自己的思想而突然敲擊桌面衝口而出叫道：「這就是摩尼異端的終結！」可以說，他已想到一個切要的論據。十五世紀德籍畫家尼閣•曼奴爾（Nicholas Manuel Deutsch）畫了一幅畫來描述這件事。多瑪斯弟兄的頭蓋起來，上有光環，而代表聖神的鴿子在他耳邊吹氣，他將論據口述給一個皇帝所召來的書記，而巴黎聖雅格會院長拉他的外衣，依照陶古愉快的說明，「是要使他從出神狀態回到環繞他的現實世界」。[37]
一個充滿渴望的人
因此，多瑪斯瘋狂地追求智慧。他全心全力去尋求。根據陶古的說法，對智慧的追求在他夢裡出現，亦存在於他的祈禱中。「若他在求助於祈禱前遇到困難，他就會開始祈禱，然後仿如奇蹟般，找到問題的解決方法。」[38] 威廉•陶古和其他在多瑪斯宣聖審查過程中提出的證據都強調多瑪斯將研究和祈禱緊密連繫在一起。那不勒斯的博伯鐸•葛拉索（Pietro Grasso）說：「他總是在教學，寫作，口述，祈禱或傳道。」而卡哈索（Cajazzo）的雅格弟兄宣佈：「他從不停歇地祈禱，學習和寫作。」
他有天賦的能力能在閱讀時直接看到題目的核心。陶古評論說：「因為上主揀選了他去探究神聖的奧理，聖神應不會對這滿懐渴望的人隱藏任何事。」──這樣就給了他那在拉丁語聖經本中曾歸於達尼爾先知的名號（達十：5）。[39]
「默觀所得，與人分享」[40]是體現道明會政策的一句名言，並完全符合這智識性的理想。它以雅格的梯子為象徵。愛天主和愛近人促使人將思考的內容傳達出去。我們一定要如同天使一樣走上走下雅格的梯子。[41]天使為人類忙碌時，他們永不會忽略天主。因此，是透過愛達到將默思的生活與現實生活的工作如教學和傳道等[42]連結成一件事。智慧之愛提醒我們：人的生命是在默想天主三位一體的生活的神視中達到頂峰。
我們也一定要記住聖多瑪斯熱愛耶穌聖體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這在他找尋對「關於非實體的聖體的附質」（on the eucharistic accidents without a subject）的反對論調的解答這一段廣為人知的事蹟中清楚表示出來。當被要求作出解釋這道理時，多瑪斯走近祭台，放下他手中那已寫有他草擬好的答覆的筆記本。然後，「他向十字架舉起雙手，懇切祈禱他能依照真理來教導人。」我們知道基督顯現出來，站在他前面，回答他說：「關於我體血的聖事，你寫得很好。」[43]另有一段描述[44]可視為補充材料。耶穌問他：「為你的工作，你希望要怎樣的酬報呢？」多瑪斯充滿愛情喊說：「主，我想要祢！（Domine, non nisi te!）」我們留意到他高舉雙手的祈禱方式使我們記起「聖道明的多種祈禱方法」。
聖多瑪斯在作品中所給與理智和自然的地位幾乎令我們驚愕。但是，正是由於他成功建立信仰與理智間的關係使我們看到他個人在基督徒的思想歷史中有著決定性和無人能及的地位。理智經由類比的方式找到通往信仰真理之道。類比不是理智的表現或證明，而是通往由天主啟示而得到的最高真理的途徑。我們要記住多瑪斯在回答前述的反對論調時作了一個有深度的和與聖經有關的比較。他指出，人運用理智稀釋了神的智慧這烈酒，也就是天主聖言這易醉人的酒。正如同在迦納婚宴時，耶穌簡單的說：「不」，而水卻變成了酒！這個已列入聖品的神學家是基督徒思想家中的佼佼者。他教我們，對基督人性的熱愛是怎麼樣的一個教育家，一個特別適於引導人歸向於神性的教育家。他說：「基督的人性仿佛是個牽着我們的手的嚮導」。[45]
如果一定要我說聖多瑪斯對基督徒思想最大的貢獻是甚麼，我會選擇以下的一句可能是最常被引用的而我認為是最重要的話來說明：「聖寵不會破壞自然，只會提昇和改善它。」[46]我覺得在基督信仰的歷史中，忘記掉這核心真理是導致所有的思想和行動間的不平衡的原因。
既認定這話的可靠性，我願意再加上聖多瑪斯自己在將臨期第二主日講道時所引用的一句話：「有人問亞里斯多德他是從那裡學到這麼多。他的答案是：『從那些不會說謊的受造物。』」從他使用這引言，我們發現多瑪斯對屬於基督徒的創造有樂觀的看法，因為是自天主本身的美好而萌發出來的。他專心研究德行，認定德行絕不會威脅到自然，而聖寵使自然達到圓滿。他認為創造同時含有它自己獨特的和合乎一般標準的次級因果關係。所有這些合在一起能使自然與聖寵間產生一種無可比擬的平衡。教宗保祿六世在一九七四年聖多瑪斯逝世七百年紀念日所寫的信中把上述意念完美地表達出來，指出聖多瑪斯的天賦才能「在於他能調和世界的現世主義和聖經的基本要求，如此便避免了那輕視世界和它的價值觀的不近人情的傾向而同時又完全沒有背棄超性生命方面的基本原則」。[47]
聖多瑪斯•阿奎那的偉大在於使這有堅實根基的現實主義在天主白白賜予人無限聖寵的啟示中找到了它最大的界限。這「天使博士」讓我們看到我們怎樣一定要將熱心和必須的研究與祈禱的喜悅結合。欣賞聖多瑪斯成為有神秘智慧和神學智慧的人，瓊耐（Journet）樞機明白寫道：「如同在一間默想修院的園丁弟兄，縱然他沈默的靈魂洋溢著神秘的聖寵卻仍為了大眾的好處而甘心情願做最謙卑的工作，多瑪斯以最大的敬意與最溫柔的耐心來遵守那因他所被委任的職務的性質而加在他身上的規則。」[48]
選讀聖多瑪斯的《神修小品》[49]
天主的愚妄總比人明智
天主揀選了窮苦而品德完善的雙親，為使人莫誇耀自己的高雅顯貴及父母的財富。祂度著一貧如洗的生活，為教導人輕視財物。祂窮困而毫無地位的生活，乃為挽救世人奢求榮譽的貪慾。祂忍受了勞碌，飢渴和身後鞭笞，是為使那些追求驕奢淫佚者醒悟，而習修善行懿德。
最後，祂忍受了死刑，免得人為了貪生怕死而背離真理；祂選擇了最羞辱的死亡，使人能不畏懼眾人物議而敢為真理而死。天主聖子降生成人又歷經死亡，以自己的表樣號召眾人修德立功，誠如聖伯鐸宗徒所說：「基督為你們受了苦，給你們留下了榜樣，叫你們追隨祂的足跡。」
倘若基督在世的生活，有錢有勢，有尊榮高位，人們會該以為：祂的道理與奇蹟是藉眾人的擁護及人的權勢而被接受的。故此，祂為彰顯天主德能的威力，選擇了世間被輕視的，懦弱的：祂揀選了貧寒的母親，飢寒的生活，不學無術的弟子與信徒，被世間的縉紳顯要攻訐及判定死刑者…凡此種種，是為表明：世人之所以接受祂的靈蹟和教理，並非由人的能力，而是憑恃天主的全能。
對此觀點須加以默想：天主上智的安排，降凡的天主子自身甘願忍受軟弱之苦，祂也以同樣的措施遠見，願意那些祂所揀選作為人類救恩的使者——祂的弟子們，在世間也遭人輕視。故此，祂沒有揀選博學及貴顯之士，反而簡拔了鄉愚及默默無聞之輩：即窮苦的漁夫。當祂派遣他們去拯救人靈時，命他們要固守貧窮，要忍受迫害欺凌，甚而要為真理忍受死刑。這樣，他們的宣講並非出於貪求地上的利益，他們的救靈事業也不歸功於人的智慧或德能，而又歸功於天主的全能。縱然他們也不乏顯天上奇蹟的能力，然而以塵世的眼光來看，他們仍舊是卑賤的。
但是，這為人類的得救是必要的，好使人學習不傲慢，不依恃自己，而僅依恃天主。這為成全人的義德是必需的，使人整個地隸屬於天主，期盼由祂獲致所需的一切慈惠，同時以感恩之心承認一切恩惠皆由天主而來。
對答詠：（弟後四：8；一：12）
領：正義的冠冕已為我預備下了，就是主，正義的審判者。
答：到那一日必要賞給我的。
領：我知道我所信賴的是誰，也深信祂有能力保管我所受的寄託。
答：到那一日必要賞給我的。
我們可以肯定聖女加大利納的一生，處處顯露出對教會的熱愛。在留傳下來的她所寫的《對話錄》及信函中，我們找到最有力的證據。我們也在我在此引用的她的傳記《大傳奇》（Legenda Major）中找到旁證。這傳記由她的神師那受祝福的賴孟多•卡普所寫，後來並由她的告解神師賈法利（Tommaso Caffarini）寫成節略本。
加大利納•貝寧卡撒（Catarina Benincasa）生於一三四七年，就是黑死病重創西方的前一年。她六歲時得到第一次神視的經驗。那神視已和教會有關。在瑟納的宣道會教堂上空，她看到基督穿著教宗的長袍，戴著教宗的三重冠，由伯鐸，保祿，和若望三位宗徒所圍繞，而基督默默地祝福她。
她十八歲時領受了聖道明補贖姊妹會的黑白色會衣。白色代表純潔，黑色代表謙遜，這件斗篷將引導她在信德中成為基督的淨配。在另一個為教會及修會所知的神視中，基督與僕婢加大利納交換他的心。
主要求她留在世上實踐仁愛的工作。「我將在妳所做的一切事上引領妳。」[50] 就在這時候，她開始吸引了一群人並將其中最熱心的集合在她的周圍成為她的「家族」，她「美麗的隊伍」。真福賴孟多曾詳細述說這些著名神蹟秘事。
在一三七○年發生了一件為加大利納是有決定性的事，對賴孟多來說，更是如此。然後，加大利納忙於幫助教宗從亞維農（Avignon）脫身歸來。一三七六年她在亞維農停留一段時間與教宗國瑞十一世（Gregory XI）在一起，而後者成功完成加冕，雖然這並非完全是加大利納的功勞。[51]
在一三七七年，加大利納退隱到羅家迪奧西亞（Rocca d’Orcia）。在那裡她在神視中與主對話。此後她將這些對話口述讓人筆錄下來。記錄於一三七八年十月完成（在《大傳奇》一書中被稱為《書籍》）。但在此時教會正被分裂主義所蹂躪。有兩個人認為他們有權坐上伯鐸的席位。加大利納沒有猶豫加入支持住在羅馬的意大利籍教宗烏爾般六世（Urban VI）。在她生命的最後數月中，她悲痛地看到基督的衣服被撕裂並熱切祈求這醜聞早日結束。在一三八○年，在最後一次的偉大神視中，她看到伯鐸之船（navicella）[52]。她死於四月二十九日， 死時三十三歲。在賴孟多所寫《傳奇》一書中，三十三是個有象徵性的數字，和其他一些論點，同樣備受爭議。
在前一個聖神降臨節，在玻羅納（Bologna）地方，賴孟多•卡普──她的徒弟和精神繼承人──剛被選為宣道會總會長。他將要嘗試繼續實行來自瑟納的這位聖女改革修會的理念，並得到某種程度的成功。
深愛耶穌使她渴望教會革新
革新或更新的理念是加大利納有關教會的神視的基礎。基督的教會應隨著時代而革新自己，當然要革新的並非是她的神聖架構，而是她的成員[53]，應如聖保祿所言，穿上新人。革新應由上開始，而修院院長們行事應符合「正義，謙遜，熱烈的愛德，及緊慎明辨之光」。[54]他們應注意「根除罪惡的荊棘」以免教會的其他成員變壞。修會的榜樣是基本的。這就是他們要潔淨自己並努力根絕當時最可怕的罪惡，即分裂主義和異端邪說。
在《對話錄》裡加大利納懇求上主改變祂的教會。[55]上主對聖人的祈禱總以仁慈的許諾來回應。「我將用這些祈禱，汗水和眼淚來洗滌我的配偶──聖教會──的臉面因為我已向妳展示她已被污染的類似癩病人的模樣。這是領導神父的錯誤，也是那些在教會中放縱自己的基督徒的錯。」天主對加大利納莊嚴地作了如此的許諾，依照《對話錄》第八十六章的用辭，是「為了教會的奧體」。在這裡我們可體會到「透過經驗性的知識，一個靈魂能夠以奇妙的方式為教會的普世奧秘而受苦」。這是瓊耐（Journet）樞機在他偉大的作品《聖言化身的教會》（The Church of the Word Incarnate）的開頭所提出的。他將教會置於瑟納的加大利納的保護之下。
祈禱使徒的身份
懷著她從她的神聖體驗中所得到的智慧，加大利納開始全力為教會祈禱。「我懇求禰去完成禰引領我來向禰祈求的事」[56]，「藉著禰聖子寶血的果實」[57]。加大利納為教會奉獻上她的生命。在她寫給教會內重要人物的信中，她表示出她切望透過她自己的淨化以達成教會的痊癒。她對奧斯地亞（Ostia）主教提出以下簡單的勸告[58]：「我希望你除了愛天主，救靈魂，和為基督的淨配服務外，不再為別的事物忙碌。」就像她勸許多別的人一樣，她規勸主教行事要剛毅勇敢：「如果他得犧牲他的性命，就那樣做吧。」
在她留下給賴孟多•卡普的信裡[59]，她敘述在一三八零年的封齋期間，自晨禱的鐘聲響起直到彌撒的結束，在真死亡的狀況下──因為她沒有任何營養──她如何被運送到聖伯鐸教堂內。「我進去後立即為聖教會之船工作。我留在那裡直到晚上。我整天整夜不願意離開這個地方。」明顯的，她的工作就是為教會和聖教會之船祈禱。聖教會之船是個傳統的意像，但無疑的是因為當時在羅馬聖伯鐸聖殿內一幅由喬托（Giotto）所創作的鑲嵌畫裡的船所引申出來的。加大利納的任務焦點在於教會和基督信仰的需要。她請神父獻彌撒聖祭，完全是為了聖教會的意向。
兩個月後，耶穌升天節的前一個主日，加大利納進入了極痛苦的時期。根據聖女的祕書賈尼吉（Barduccio Canigiani）所留下來的記述，她長久地用下面的話來祈禱──這些話實在是很大膽，表示出她對教會堅定的愛：「仁慈的天父，禰總是催促我，用我溫和、慈愛和憂傷的渴望，用我的眼淚，和我謙卑、持續及忠誠的祈禱，去和禰一起為救世界及改革聖教會而奮鬥。可是，我卻在疏忽的床上睡著了。這就是禰的教會遭遇到這麼多災禍與損害的原因。」加大利納的聖德不只在於看到了教會的不幸並指出誰該為此負責，而是將罪過對教會的影響歸罪於她自己。她不能將自己與教會中的罪人分開；她認為自己就是罪人中的一個。對上主託付給她的無數靈魂來說，她是「不幸的鏡子」；除此以外，她甚麼都不是。這是虔誠的誇大嗎？不是。這是由於她在上主前感覺到自己的卑微。這話在她的著作中常提到，也是她神學的精華。[60]
加大利納──教會的女聖師
如同我們所知道的，加大利納的整本《對話錄》基本上是以四大祈求為基礎：為她自己祈求，因為一個人若不先幫助自己就不能真正幫助鄰人；為教會的改革祈求；為世界及基督徒間的和平祈求，而基督是天主與世人間的橋樑這個比喻正與這點符合；及一個特別的意向，即賴孟多•卡普的任務。我們可以從這裡看出加大利納的祈禱具有普世性，也有侷限性，具有一般性，也有特別性。
聖加大利納關於祈禱的教導是她作為聖師教誨的一部分。這些教導貫穿她所有的著作，特別在《對話錄》一書中。該書的最後一章本身就是一首絕妙的對天主聖三的讚美詩。我們在她寫給她住在蒙特普山（Montepulciano）的姪女尤珍妮（Eugenia）修女的信中也找到這樣的教導。信中她簡短概述祈禱的三種方法。首先是心禱，即不斷的祈禱，或是那將自己置於主前的不止歇的神聖渴望。藉著這種祈禱的方式，加大利納吸收了聖奧斯定的一項重要教導：祈禱就是渴望。其次是口禱，特別是唸日課，唸時一定要心口如一。第三是靈性的祈禱，即靈魂「在愛的活動中將自己與天主聯合」。「藉著智慧之光，靈魂超越自己，並因此而看見，明白，及用真理來覆蓋自己」。
賴孟多•卡普是依照聖多瑪斯在《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ae）一書中所列出的特質來描述加大利納的祈禱。[61]但是我們可以將賴孟德在《傳奇》中所暗示的明白地說出來，就是，加大利納的祈禱真是使徒的，牧靈的祈禱，因此亦是充滿道明會的經驗的。難道我們不能說祈禱像教會一樣是「一個母親」嗎？祈禱有滋養，教導，保護，引領的作用。如同永恆的天父向加大利納所顯示的，祈禱是一項使徒工作。在「自覺的小室中」，祂對她說：「正是透過妳的眼淚和妳謙遜持久的祈禱，我希望對世界顯示我的仁慈。」在這慈悲的愛中，瑟納的加大利納確實是聖道明的女兒。
選讀聖師加大利納•瑟納致橄欖山聖母會初學生之書信[62]
在被釘基督的肋傍，你們會尋到愛的泉源
甘飴耶穌基督內可愛的孩子們：
我加大利納，耶穌基督眾僕役中之僕役及婢女，在祂的寶血內，給你們寫信。我多麼渴望看到你們成為聽命的孩子，一直到死！一心學習無玷的羔羊，祂一生服從天父之命，直到受了十字架羞辱的死刑。
你們應專心留意：祂是你們和一切受造物所當追隨的道路及典範。我期盼你們常把祂放在你們的心目裡，作為你們生活的模式。且看，聖言的服從是到何等的極限！祂不推辭由天父所領受的痛苦重擔，反而滿懷熱望地去迎接承擔。祂在最後晚餐中曾如此披露說：我渴望而又渴望，在我受難以前，同你們吃這一次逾越節晚餐。吃逾越節晚餐即是滿全天父的旨意和聖子的心願。祂看到時辰已到，是祂為我們向天父祭獻自己的時候了。故此，祂興高彩烈，歡欣地說：我渴望又渴望。
這就是祂所謂的逾越，即是祂把自己賞給人當食糧，並為服從父命而祭獻自己的身體。往昔，耶穌也曾與自己的弟子們吃過逾越晚餐。但，從未像這一次一樣。噢！不可思議，最甘飴，最熾熱的聖愛！你毫不顧及十字架的酷刑及那羞辱的死亡。聖言深知自己為天父所派遣，並接受了人類作為淨配；受命為我們傾流了自己的聖血，好使天父的旨意能在我們的身上實現，並使我們藉祂的寶血得到聖化。
為此，甘飴耶穌基督內可愛的孩子們！我要求你們，不可心懷畏懼，要全心依靠被釘基督的寶血！千萬不要因誘惑或過失而離開祂，也不可因害怕你們不能恆心到底，或懷疑自己不能承受命令與恪遵會規而離開祂。
所以，我願你們總不要害怕！所有奴隸式的怕情都該由你們心中袪除。你們要如同可愛的保祿，由衷地說：「我的靈魂！你今天要忍受一切。靠著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我能應付一切，因為祂對我的希望和愛情加強了我的力量。」你們要愛，愛，愛吧！那些在世俗中的人，靠自己的臂力在世海上航行，但那些生活在神聖修會中的人，卻是依靠大家的助力而航行，即是靠他們修會的力量。
你們要全心信賴！在被釘基督的肋旁，你們會尋到愛的泉源。我期盼你們把此處當作你們的所在地和住處。所以，你們要以最大的熱望站起來，前去，進入並居住在這一甘飴的居所裡。魔鬼與受造物再也不能奪去你們的聖寵，或阻止你們抵達你們的目的：即享見和品嚐天主。我不再多談了，願你們常存留於天主聖潔而甘飴的愛內！你們應該相愛！彼此相親相愛！
對答詠：
領：對這位貞女而言，在此塵世中最值得的事是：
答：勸人遵守基督的誡命以得永生。
領：她時常致力與挽就喪亡的人。
答：勸人遵守基督的誡命以得永生。
一九八二年十月三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一封「依他自己的職權」所發出的宗座牧函中，允許整個宣道會用「真福」的稱號舉行禮儀去崇拜菲索里的若望弟兄（Fra Giovanni di Fiesole）。這樣，教宗正式核准了一項悠久的傳統，並引起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到底安吉利哥弟兄是因為他的宗教藝術之美而配得到「真福」的稱號，還是因為他是個有能力去畫出能如此深入地表達神學奧理的畫作的聖人呢？教宗引用了喬治•瓦薩利（Giorgio Vasari） 在安吉利哥死後一世紀為這菲索里的道明會士所寫的經典傳記來部分地回答了這個問題：「他的畫作是一個神聖生命和他天賦的創作力間的大和諧的結果」。
且讓我們追憶他生命中的兩大重要部分：在道明會修院裡的修道生活和委託於他的作畫任務──他因此而完成的畫作現在仍令許多博物館熠熠生輝。如果我們採用傳統的說法，若望•培羅洛（Guido di Piero）約在一四○○年在托斯坎（Tuscany）的穆傑洛（Mugello）山谷出生。他最早的作品畫於一四一五年至一四一七年間，而他的名字登錄在弗羅倫斯（Firenze）的一間教堂附屬「協會」的會員名冊上，是由一個畫小畫像的名家引介加入的。那時他常去的道明會的諾維拉聖母（Santa Maria Novella）會院，那是由聖加大肋納•瑟納的徒弟真福若望•道明尼斯（Bl. Giovanni Dominici） （1357-1419）所啟發而產生的一個宗教生活改革中心。西方分裂主義剛結束。這修院的教堂是在一四二○年由新羅馬教宗馬定五世親自祝聖的。
就是在差不多這時候，若望在菲索里的聖道明會院了加入修會。不久以後，道明會清規派的代理會長是聖安東寧諾（St. Antonino Pierozzi）。他後來成為弗羅倫斯的總主教。若望弟兄在一四二七年或是一四二八年晉鐸。他為弗羅倫斯和菲索里教堂或修院所畫的眾多作品都屬於這時期。簡明的文件，例如在登記簿或收據上的簽名和筆記等，使我們得知這些作品畫於何時。若望弟兄仍被派在菲索里，在該處他完成了不少在修道院作畫的責任。
在一四三六年，道明會清規派獲得了弗羅倫斯城內的聖馬谷教堂和修院。不久他們便開始修復工作，其後並加建了宿舍。他們開始重建修院的教堂是由於先後獲得麥第奇（De Medicis）家族的老科西摩（Cosimo the Elder）和樂倫（Lorenzo）的慷慨資助，兩人都是若望•比齊（Giovanni di Bicci）的兒子。若望弟兄在一四三八年底來到弗羅倫斯並開始裝飾修院的工作。他在聖安東寧諾的指揮和鼓勵下再發現自己。聖安東寧諾在一四三九年至一四四四年間任修院院長之職。他委派若望弟兄為會院的理家。[63]
一四四三年一月六日，聖馬谷教堂由教宗尤貞尼四世所派的教皇特使舉行祝聖儀式，其時特使剛與希臘人在弗羅倫斯舉行完「合一會議」。但彌撒是由教宗親自主禮。教宗非常欣賞這道明會的畫家，便召他去為聖伯鐸堂工作。在一四四六年初，教宗甚至建議任命他為弗羅倫斯的總主教。但是，安吉利哥弟兄拒絕了教宗的提議，並推薦聖安東寧諾。
這時若望弟兄住在羅馬，在梵蒂岡聖伯鐸長方形大殿內的小聖堂和教宗的宮殿工作。他是為教宗尼閣五世（Nicholas V）服務[64]。後來安吉利哥弟兄在奧維托（Orvieto）住了一段時間，在高索里（Benozzo Gozzoli） （1420-97）的協助下，裝飾當地的主教座堂。然後他被召回菲索里，因為當地會院院長（本篤弟兄）是他的胞弟，正為重病所苦。本篤去世後，真福若望在一四五○年至一四五二年間繼承他的職位。一四五三年，若望．多凱馬達（Juan de Torquemada）樞機要求安吉利哥弟兄來羅馬聖城裝飾米諾華聖母（Santa Maria sopra Minerva）會院。安吉利哥在一四五五年二月十八日去世，使他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完成這工作。對羅馬熟悉的人士知道安吉利哥弟兄就葬在這米諾華聖殿內，他現在仍在那兒，距離聖師加大肋納•瑟納墳墓不遠。聖女加大肋納為十五世紀整個道明會的改革留下深刻的影響，在她死後仍繼續留存。
這樣，菲索里的安吉利哥弟兄在一個過度時期站在通至許多不同方向的义路口，面臨抉擇。在此西方文化歷史上的一個過度時期，至少在意大利，由於中古時代的價值觀的沒落，人文主義的初始輪廓正在浮現。這是意大利繪畫史上的一個過度時期，處於喬托（Giotto） （+1337）那仍很接近聖像藝術，用不凡與智慧來表現那具體化於聖方濟的廣為流傳的基督信仰的方式和文藝復興時期著重表現受苦的感覺主義畫作的來臨之間。這也是教會史上的一個轉捩點。在經歷大分裂——即同時有三人聲稱為教宗的醜聞——的創傷後，教庭需要重建已嚴重受創的聲譽。這也同時是在拉丁西方和拜占庭東方間的一個過渡時期。雙方於弗羅倫斯開會達成一項仍不穩固的合一協議不久，士耳其人便出其不意於一四五三年攻陷君士坦丁堡，造成東西兩方確定分開。最後，這是道明會本身的一個過渡時期，因為機構的一致性被兩個服從[65]所傷害，而有重新建立的需要，同時也有聖加大利納•瑟納（St. Catherine of Siena） 的告解神師和知己真福雷孟•卡普（Raymond of Capua）所實行的精神改革和儀式改革所引致的需要。 安吉利哥弟兄處於這潮流的高峰中，一邊負責道明會共同生活的管理與服務，一邊用他的天賦透過其畫作的美來服務那亟需振興的福傳工作。為安吉利哥弟兄來說，藝術就是福傳的最佳方式，而他的畫作應從這個角度來欣賞。這樣說，一點都不過份。
安吉利哥弟兄可能並不是他那個時代最偉大的畫家。他曾被指責說：他的畫沒有用足夠的篇幅去描述傷者的悲情和世事的變幻，比不上他同時代的一些畫家所做的，例如，馬薩其奧（Masaccio）（+1428）在巴蘭納齊（Brancacci）教堂所畫的幾幅有名的壁畫。聖畫藝術專家賴卡邁（Pius Raymond Régamey）神父認為若望弟兄「與當時最新、最猛烈的潮流保持距離」。照他的說法，安吉利哥弟兄見證了與十四世紀的第二個三分之一時的弗羅倫斯和平時期相似的一段短暫的平衡時光。但這時光竟是如東西方教會合一那樣的不穩固。它是聖寵的一道光華[66]！
但藝術史家似乎忽視了這相當嚴厲的評語而喜歡對安吉利哥弟兄畫作的另一種詮釋及由於他的神學方面的領悟而用顏色畫出來的有名的光。藝術史家阿爾坎（G. A. Argan）曾試著用「神聖的人性」來表達它。
透過美來宣示聖經奧蹟
已有許多人用不同的程度和不同的才能來嘗試證明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