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多霖•德拉逢地(Antolin de la Fuente)神父 著
李伯鐸 譯
施炯坤 程秀國 校對
此書敬獻及紀念曾擔任西班牙會省省會長及道明會總會長，可敬的安尼瑟多•弗南德斯（Aniceto Fernandez），他個人的興趣與自信，導引著我本人步上摯愛及奉獻於道明會生活的道路。
安多霖•德拉逢地(Antolin de la Fuente)神父
編寫本書的目的，是以一學術的方式，聯合宣道會傳統及現有會憲的理想，來揭示道明會的生活神恩，使眾人易與瞭解。
總覽本會會憲及歷代總會議可為此理想作說明，也更不斷地涉及到會祖聖道明•古斯曼（S. Domingo de Guzman）如何度過的生活，歷經許多世代的環境變遷，會憲本身又如何表達修會生活的理想。因此，討論每一題目時，把最原始及優越的傳統推斷，並在整個道明之家的現代憲章上闡明此一理想。
為求評論系統迅速，盡可能將每頁下面注釋取消，改以可觀的縮寫字，這作法對生活於道明會的會員，應是十分熟悉的。
此作品的基本步驟，主要在於把憲章來源及原始傳統資料展示出來，在這些資料中可以說明道明會這一理想，為使所有組成宣道會神恩的要素，歸結出一種詳盡的更概。
首先，利用新方式尋求解釋修會的神恩是什麼，要從道明會當初指明要達到此宗旨的說明中引申出來。然後才討論它組成的每一要素。首先是描述公共生活、福音勸諭、修會及現有道明之家的民主制度。繼而要分析修會次要組成道明會生活要素的重要性即：禮儀祈禱及個人祈禱。第三，探討另一個構成整個道明會生活的特殊要素：會士的學術研讀生活。第四，要研究修會的一些協助性的規律。所有這一切均屬構成會士個人生活的本質，一如在默觀神聖的真理時，就該默觀諸超豐盛的上主聖言的奧跡，或本會整體的福傳工作。第五，應該要談這一任務和福傳之要的徵像：對各種不同階層的宣道，以及教授神學的權威及為此應具的資料。接著要透視所有關於道明會宗徒默觀具體的孕育，以及道明會士的神修、心理等。
在這透視上最後應再加上描述他們的熱心以及樂觀的活于諸聖相通功內。這並非高談發現新奇事，然而能把這原始而有益的分析實現在道明客觀定義上，爾後在個別表達他的神恩。
無論如何，道明會今天提出的理想是充分與其創始人結合在一起而充滿希望的理想。因為修會現有憲章十分出色，並且隨時都能迎合教會及社會生活環境的變遷。
本修會經由總會議執行不斷地修正，向正確的方向前進，把這艘修會的航船引向時代的行程：行程已清晰的刻劃好，唯一需要的是修會內兄弟姊妹們，做個忠誠的舵手及航海家，由這一光明且吸引人的理想去領航，依賴活躍相通合作的幫助和上主寵佑的扶持，與仰賴童貞瑪利亞、會祖聖道明以及已在光榮的天上欣賞及鼓勵我們的弟兄姊妹的轉達！[1]。
寫於羅馬，1993年聖雅博慶日
[1]聖女加大利納之《對話錄》，第158章
「道明會生活」與「非道明靈修」
在這研究上，作者不引用「靈修」（Dominican Spirituality）之詞，而是用「道明會生活」（Dominican Life），是因為本書要討論的正是：如何能將道明會的理想有力的孕育在成員會士身上，這無疑與其他修會生活的模式有所不同。似乎更確切加上「神恩」（charisma）這字句，藉以說明天主啟示給我們宣道兄弟會會祖的一種特別的教會生活的神恩[2]。
梵二大公會議在談論修會組織時，不願使用「靈修」之詞，因為原就屬於太通用的觀念，猶如常說的：「跟隨」、「步武基督」、或「效法天父的成全」，或「勤修愛德的成全」。這「靈修」一詞，似乎與成聖、成全或得救相近，乃所有教友都該具有的素質，事實上，梵二會議確是在談基督徒的靈修[3]。為此，梵二會議文獻中，以及1983年出版的《教會法典》就有如下的說明：「為著教會的益處，各修會應具有它自己獨有的特色與使命。創始人原有的精神與志願，也就是「每一修會的祖業與傳統」[4]。同樣，也不該把隱修的、或修會的、或靈修的、或神秘學的靈修歸屬於道明會生活。但更恰當的說，確有過神聖的或神修的道明會士，他們在世時曾有效地吸收或孕育了聖道明的生活精神，比這強調為道明會的靈修更為恰當[5]。
現行之1968年版之《會憲》，剛好用這句詞開始：「修會的宗旨」（Propositum Ordinis）意即修會的宗旨或目的，因此多種語言翻譯為「修會的理想」[6]。每一修會機構都具有它自己實現基督化生活的模式。我們本書特別在研究道明會，在達成修會及基督成全美德的模式。為此，說它為道明會「生活」或「神恩」或「理想」或「道路」更為正確，也就是說，如何能具體的孕育、如何達成道明成員所應達到的成全及成聖及內在目標的素質，而這又都是在 “宣道兄弟會”特有的生活模式內完成。聖師多瑪斯明白指出：修會與修會之分別，主要根據創立修會時預定的宗旨或目的，其次則在導引人達到此宗旨的步驟或運用[7]。
道明會生活的典範與追隨的道路，乃在實際上結合及孕育會祖聖道明的慨念與生活，同時在於確實效法宣道會士內的聖人聖女，男女真福、無論有沒有列入聖品等人的懿德聖範[8]。因此，道明會生活一切聖者的懿德聖範結合在一起，它們沉澱成一系列的修會之素質與作風、布達于修會的法規上。因此，1323年當教宗若望廿二世（Pope John XXII）在為聖多瑪斯的列聖品時，曾說：「給我一位遵守整個道明會會規的會士，我立刻將他列入聖品」。道明會生活典範的累積，如本修會的會憲，時常要顧慮到每一時代的歷史環境，它可能要求道明會憲章對原始及初期的文字內容，作些臨時的變更或修改。事實上會憲適應時代環境的變動，特別是經總會議不斷努力，而總會議則由會內最高主管所參與者。
道明會神恩的種種名言介紹
在道明會的環境傳統中，修會的宗旨亦即所謂道明會生活，均被歸類在各種不同的格句或名言，標記或標誌下
「默想所得、與人分享」（Contemplata allis tradere）
這句名言，按聖多瑪斯的講解，系指「混合」性質（vita mixta）的修會生活，因為它的根源或生存的形式就在於同時從事默觀也從事于使徒工作。不可從這句名言中將「默觀」除掉，因為這名言的第一部分本身就離不開下一句：「與人分享」。所以，聖多瑪斯說：「一如光照別人要比只能發光好，同樣的道理將默觀所得授諸他人，要比只在自己默觀更為偉大」[9]。
「讚頌、祝福、宣道」（Laudare, Benedicere, Praedicare）
這句名言遠自修會開始就已擁有，比如在伯鐸•福蘭鐸（Petrus Ferrand）（約1254-1258）會士所寫的《聖道明傳》上就已提過[10]。這句名言取自禮儀的頌謝詞－大部分選自第七世紀以前的頌謝詞。在教會早期生活上已引用。那麼，在古典的拉丁文這三個字絕對是同義字，意指：「公開的讚美，或在別人面前講明、或公開的說出某人的好話」。在中世紀文化已能了解這樣好的意涵，剛好成為道明會生活的寫照。
道明會神恩的中心要素，就在這三句名言所組成。也獲得解釋：默觀司祭的使徒工作。道明會生活首先源自禮儀的舉行，這是指“讚頌”天主；其次，修會的司祭性質是來 “祝福” 萬民；最後，道明會生活以“宣道”，去實行天主聖言的服務。
「真理」（Veritas）
早在十四世紀初葉，就已將這標誌應用于宣道兄弟會的會徽上。歷史學家亞歷山大（Noel Alexander）（1639-1724）在他的巨作《教會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第三冊，1759年於路卡出版，第649頁）上曾道出這一事實，一如出名的波蘭籍道明會曆家亞巴郎•伯福修（Abraham Bzovius）（1567-1637）證實，沒有提出它的出處，在他的其他著作中，主要是在寫巴羅尼歐樞機（Cardinal Baronius）著的《教會年鑒》（Annales Ecclesiastici）續集，首冊於1558年出版。這位元道明會歷史家，根據他以前作家的論據，述說於1333年巴伐利亞王路易斯（Louis of Baviera），驚奇見到道明會士如何攻擊教宗若望廿二世（John XXII）的錯誤，同時也跟正在和教宗鬥爭的皇上對抗時便說：「宣道會確實是真理的修會，他們以如此大的決心來護衛真理一如保護自由」。教宗格來孟四世（Clement IV）在致道明會於1288年在特里爾（Trier）總會議的一封信上，將依撒意亞先知書中的一句話[11]應用於道明會，它的原文版的翻譯是這樣的：「捍衛真理的神聖子民」；另一方面正文的意思是：「敝開你們的門，讓持守忠誠的仁義之士進入」[12]同樣的說詞，可在傑拉•福拉澤（Gerard de Frachet）會士所寫的《會士弟兄傳奇》（Vitae Fratrum），一書上找到[13]。這標誌直至十九世紀未曾正式冠用，雖在巴羅戈時代的許多道明會徽上出現過。大寫的「真理」指的是唯一天主——第一個真理，只有到天堂才能觀賞到祂[14]。也應用於耶穌身上，在於祂是天主並且把天主聖父的奧跡充分地啟示給我們，而祂這一使命現在通過聖神的運作一直繼續下去[15]。因此，「真理」這標誌適用於道明會生活，意指獻身於研讀及捍衛神聖的真理，作為修會主要及決定性的神恩。
「宣道兄弟會」或「宣道的會士」
宣道兄弟會最新會憲完成於1968年，並於1969年以方言譯文出版，於86年見諸實現[16]，題為：「宣道兄弟會會憲及守則」（Liber Constitutionem et Ordinationem Ordinis Fratrum Praedicatorum）。此一書名曾引起一陣小爭論，因為許多學者認為現在的 “道明會”，不僅只有男會士，而包括隱修女、使徒修女以及在俗會員。這種看法有它歷史根據，例如本修會的隱修女們早在十三世紀就稱為「宣道會的隱修女」[17]。事實上，道明會原始而正確的名稱是：「宣道兄弟會」（Ordo Fratrum Praedicatorum），或簡單的只寫「宣道會」。《初期會憲》（1216-1238）中就是這樣稱呼。就拿1968年《會憲》的個案來說，也具有典範的標題，就如1932年版的《會憲》一樣，即：「宣道兄弟的會憲」，就這樣詳細界分宣道會的隱修女、使徒修女以及在俗會員，這些支派各有他們自己的會規與憲法。現行的《會憲》，由於在編寫過程中想加倍注重修會初期原始的文獻為立法基礎；所以，雖然也談到「道明之家」，但在男修會《會憲》上，仍優先採用創修會之原始名稱：「宣道會」，同時並未排拒組成修會其他族群。
甲、本會的會憲
《會憲》的價值與意義
閱讀及分析道明會歷代的法規，及其總會議的立法，可使人徹底的瞭解道明會生活的理想境界，所有聖善的道明會士，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上，已完全孕育了這一理想。
在《初期會憲》[18]的「序言」中，承認會憲本身的重要性，同時也指出，假定心靈內在的齊一，猶如公共生活的果實，應該整齊劃一，同時這齊一性也該經由憲章的規範而顯示于修會生活的外在齊一上。為了能背誦這些準則，並使現實生活能夠適應，必需將這些守則記載下來。因此，為了不輕易損害實際的公共生活，任何個人都不可變動、增加或刪除會憲的任何內容。為促進全修會的和平統一，應謹慎而小心地將《習俗》一書編 輯好[19]。這些言論一如固定正文，可在後期的會憲上找到，包括1932年頒佈的《會憲》。
在1968年頒佈的現行《會憲》，特點在於也必需要具有基本立法的意涵[20]。並指出本修會，由於福音精神的推動以及附合聖奧斯定的典規，一方面受到教會法典（Codex Iuris Canonici）及其它法令及特恩所管轄。首先是本會的「會憲」（Constitutiones）；其次是「守則」（Ordinationes）。所謂的「守則」是指《會憲》外的其他法規，是為了在具體的環境實現或執行會憲所立的法律[21]，而在現行《會憲》發行時採用斜式印刷字樣者。因此，現行《會憲》正名：《會憲及守則》（Liber Constitutionum et Ordinationum）；第三，受總會議發出的「聲明」（Declarationes）；第四，受總會長的旨令；第五，受到修會的習俗或合法慣例所管轄[22]。
值得注意的是，在1986年頒佈的第二版《會憲》，在當時曾表示過，在這最後廿五年期間，曾發生顯著的變動。
自最原始的《會憲》，大約自從會祖聖道明創立修會起，會士們首次立法，申明修會內法規，不負「罪」的責任，只負「罰」的刑責，除非是出自故意輕視，或由合法上司的「命令」（praeceptum）[23]。《會憲》中的這項條法曾被聖多瑪斯評定為「最明智最妥當的」發願模式[24]。這是聖多瑪斯對他自己道明之家所明白說出的唯一典故，然而並非毫無意義的讚頌。在其他地方，聖多瑪斯也暗示指出道明會的理想[25]。
如眾所周知，要使一種法條成為會憲，該由總會議連續三屆受理才行：第一次稱為「引進」（Inchoatio），第二次「認可」（Approbatio），第三次「確認」（Confirmatio）。想將已成立的會憲條文變更或刪除，也需經同樣的步驟。然而此一制定法律程式有個例外，那就是幾時總會議要將一條法條立為「守則的引進」（Inchoatio per modum ordinationis），就有應予以格守的責任。許多道明會作家，尤其是當前這時代，認為總會議同一系列的「法令」的立法模式，應該儘量避免，因為這是違反修會歷代明智而民主的傳統立法作風。
道明會憲歷次出版數與記述
在修會史歷經八個世紀以來，修會的憲章修改不算很多。
聖西斯篤隱修女的會規（1226-1220）
應視為道明會第一次制定憲章者，為法國普義隱修女于1206-1207年間所編寫的會憲。這版會憲於1219-1220年經過修正後，作為羅馬的聖西斯篤隱修女們採用。它的原文可見于教宗國瑞九世的訓諭：「從塵埃爬起」（Exsurgentes de pulvere），是給隸屬史碧拉（Spire）的聖瑪達肋納懺悔隱修女院所寫的，這團體創立於1225年，而在1304年隸屬道明會[26]。有教宗尼閣四世（Nicholas IV）的一道旨令寫於1291年，一直流傳到我們的時代[27]
當聖道明把羅馬城內所有的隱修女團體，召集於聖西斯篤會院時，聖道明把聖奧斯定的典規交給她們，而請了普義隱修院的修女們來負責陶成，並以自己的會憲立定予以充實完成。它在教宗依諾森四世，於1248年所頒的一封詔書：《來自你們》（Ex Parte vestra）中，有如下的描述：「從你們那兒我們得悉，宣道會及你們會院的創始人，聖道明曾決定，在經成熟的反省並為了你們的安定，你們該有相稱的上司，為你們的生活操心…還有，也安排了其他有益而配合的規章，我們的前任國瑞九世，曾下令在你們的會院內要堅決遵守」[28]。
這些法規的原文十分完整，並且明智地導引公共生活，在公共生活內之各種違規或過失的種類，都十分詳細說明，就如傳下來的。在這些法規下可看到許多與現代男修會的《會憲》的相似點：如守齋、白會衣、看護病人以及知識訓育等。
隱修女們對於這幾項概念，聖道明致馬德里道明會隱修女的信中，已十分明瞭加以確認。他自己得以在1218年把這隱修院基礎創建起來。在這封信中，他討論與世隔離的生活，論利用齋戒自衛以抵抗魔鬼；論嚴格恪守會憲，一旦找到適當屋宇，就是說：得在餐廳、寢室及教堂守緘默；要嚴格導守靜地規定、清規、守夜及服從；不得浪費時間於無益交談。只有院長和她的諮議會，才可決定收錄新的成員。這團體的全部，交托他的胞兄真福瑪耐斯（Bl. Mannes de Guzman）負責照顧[29]。
《宣道兄弟會初期習俗》或《初期會憲》（1216-1238）
本證件俗稱《初期會規》，是討論道明會原始會憲或習俗。在編輯進行中，聖道明本人及他的夥伴均積極參加，雖則日後於1221迄1228年期間，曾為歷次的總會議所擴充過。
它的原文本曾於1228年為最高總議會（Capitulum Generalissimum）通過公認為永久性及不得違背的範本。同一會憲的「前導」則在這同一年的總會議所寫。要想找完整的原版可在（法國）羅弟斯手抄本（Codex Ruthenensis）找到。這手抄本寫於十四世紀上半葉[30]。
對這原始編輯荷蘭籍的安當寧•多瑪斯（Antoninus E. Thomas）會士曾就其文章及其出處，作過決定性的研究，他於1965年公佈並以各種版本出版，分析道明原始的正文，旁白注明其他出自聖經或其他修會的來源。
這一比較研究，可以確切認定，哪些是屬聖道明及其夥伴在1220年舉行的總會議的原始正文，哪些是在這一年後增加上的，同樣可以認明哪些是來自聖經，哪些是屬修會已往的傳統，尤其是來自布蒙特會會憲。
刻意提前申明，在宣道會的《初期會憲》上，已針對那個時代的修會立法制度作了一系列的改革。論認真地改革，比如：寬免的一般準則[31]，未守會憲免罪的立法。尚有許多其他規定：關於舉行禮儀的模式[32]；關於守齋[33]；關於寢室及床榻[34]；關於病人[35]；有關初學導師[36]；有關作造會衣利用呢絨，或用於其他衣服或床上[37]。
在特殊方面：“卷二”部分絕對是修會的原始本，這部分憲章是針對統治，在總會議、會省、會院、學生修士及宣道士的新結構下立憲[38]。
宣道兄弟會的會憲「習俗」（1239-1241）
討論道明會初期會憲，由聖雷孟•奔亞福總會長（1238-1240）在任二年期內編組而印行的。
這完整的原文修正本，是屬於1241-1242年的手抄本[39]是柯雷登斯（R. Creytens）會士在葡萄牙的歐伯托（Oporto）圖書館裏所發現的，並由其本人在《宣道會檔庫學刊》出版[40]。
內容顯示對新的立法秩序持更謹慎態度，但並未變更初期會憲的本質。有個提案於1249年總會議上提出，於1250年總會議上加以認可，並在1251年總會議上予以三度確認：把習慣用的「習俗」改為「會憲」[41]。
蒙達芝（Montargis）隱修女會院之「習俗」或「會憲」（1249-1251）
道明會隱修女的憲章，介於《聖西斯篤會憲》及總會長洪培德•羅曼斯（Humbert de Romans）所編寫的會憲中間，於1259年得到確認通過。
這部會憲是在1249-1251年間，法國蒙達芝（Montargis）隱修女院寫的。會憲的內容可明顯看出道明會傳統的組織，它追隨聖雷孟•奔雅福所改編的新會憲。這部專為蒙達芝隱修院修女所寫的法規，很可能出自洪培德•羅曼斯（Humbert de Romans）的手筆，因為他當時還是法蘭西會省的省會長。
此一版本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並被認為是道明會《初期會憲》完整進行的明證。每一隱修女會院，連同她們自己的會規，都擁有來自道明的這些法規。漸漸有為數可觀的隱修院加入修會的體系。它的原文采自法國拉哈亞國家圖書館的手抄本，由柯雷登斯（R. Creytens）登錄在他的評論內[42]。
宣道會士會憲（1256-1259）
由洪培德•羅曼斯委拖胡郭•聖傑爾（Hugo de Saint Cher）樞機主教所修正的法規[43]。這一版本重複了聖雷孟•奔雅福總會長修正的版本，然而在歷經好幾屆總會議的立法才使之實現，於1256年獲得認定，然而在這手抄本已可發現1259年的增加條文。在這原版手抄本上見到有關修正道明會禮儀的完整新法規。這一珍貴而體積大的手抄本，現存在羅馬聖撒比納會院內[44]。
這版《會憲》原文排列在《殉道聖人錄》（Martyrologium）後面，因為《會憲》得在誦念日課時宣讀，它按隱修會規定，每日應該舉行且應朗讀會憲章節。由此，更引伸出關於宣讀或歌唱的特殊標點，是在穆頓（A. Mothon）會士所出版的版本上[45]。
從那時起，原文就受到先後連續的修正，視如聲明附置原文尾端。這一1259年版的《會憲》本質上完全一樣的流傳到1924年。此一法規歷經漫長的好幾世紀流程，在羅馬教廷號稱為「聖道明的會規」(Regula Sancti Dominici)。
保留《初期會憲》的「二卷」之分。 “卷一”是討論會士的內修生活兼個人生活，是恪守會憲者所贊同者。 “卷二”則談修會的制度以及會士們的各種作業：如宣道士、學生修士（神哲學會士）、旅行者、輔理修士等。
《宣道會隱修女會憲》（1256-1259）
隱修女會的會憲，在1259年所確認的，一直到1930年仍然有效。洪培德•羅曼斯認為隱修女會也需要一種完整性的法規。因此，他自己親手為她們寫了會憲，採用《蒙達芝會院會規》作鑒本[46]。這版會憲於1259年，經由法國瓦陵森斯（Valenciennes）總會議，公佈為所有道明會隱修院應守的範本，對違規者處以不能獲得會之恩赦罰則。這點可自方總長本人信函中得到證實[47]。
《宣道會士之會憲》（1505-1872年）
這是第一部由印刷出版的《會憲》版本，在威尼斯（Venice）付梓，是在文生•班德略（Vincenzo Bandelli）總會長任內頒佈。這次發行的是原屬方伯多總會長於1259年所寫的正本會憲，附以歷屆總會議所確認的立法，視為新的會憲。
在這次以印刷出版的會憲上，加上立法的文件成為注釋，也加上歷屆總會議聲明法令（Declarationes et Ordinationes），連同教父們及聖多瑪斯與其他神學家的倫理解釋，還有教會法典具體的決案。更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即在這部會憲上增加了洪培德•羅曼斯《講論修會內的職務》（De Officiis Ordinis），這個同時可為原始傳統作一決定性的評論。
這次付梓只發行了一千本，因此一下子就分完，僅留一份保藏在總會檔庫，需要發行新版印行，於1507年在威尼斯付梓。這次出版採用標緻的哥德字體，借用1505年原版重印，並將批註排在有關原文邊，以便易參考。該版發行的也只剩下一份，藏在修會總部。這次會憲先後在1515及1553年再版過。
在文生•尤定納尼（Vincenzo Giustiniani）總會長（1558-1570）任內，曾於1566年把1505-1507年所舉行的原文版中重要的變動予以實現。這部會憲在1620年及1650年再版時，沒作過什麼重大的變動。在安東甯•克羅奇（Antoninus Cloche）當總會長時（1686-1720），在1690年曾作過一次真正新的發行，原因乃是1566年以來，已加入了總會議所頒定的新的憲章。
《宣道會會憲》（1872年）
道明會士新出版的這一會憲，在修會制定上，意味著一種莫大的新穎，因為它在許多本修會傳統的憲章上明顯地打破了過去傳統的立法程式，傳統的許多原文品質。
這次的出版，歷經十分用心準備，於1871年在比利時的甘德（Ghent）召開的總會議上獲得認可通過，是在詹德爾（Alexander Vincent Jandel）（1850-1872）總會長任內。
新版會憲期望迎合那時代的需要與環境；當時許多地方正鬧著會士還俗與廢棄。這次發表原文不像一向修會的作風：分為許多部份或分離而短篇的正文，而是把整個正文跟著章節連在一起。總會議的公告結構得更好，但大部份顯得雜亂無章且在位置以外。還有傳統的會憲批註：洪培德•羅曼斯之《論本會的職務》（De Officiis Ordinis）這部份已經不出現在此版本了。1886年若瑟 瑪利亞•拉若卡（Josemaria Larroca）當總會長時（1879-1891）把它重新復興實行。
1932年版《宣道會士的會憲》
為使宣道會會憲達到穩定的發行，使它直到1968年有效，必需要有廣大的作業，以準備達成修會這倒數第二版會憲。
1901年所準備的道明會憲，並不具法律效力。這次的修改本跟傳統原文作了決定性的分裂，而為《會憲》及總會議的立法製造一新的修改。此版本發行保留著《初期會憲》的區分及語詞，但未保留原文。那手抄本雖已遞交給1901年在甘德（Ghent）總會議，但未立法。雖如此，這次修改本很重要，因為創造了原文的公式化，不久之後顯示於《會憲》上直到1968年。隨著1917年教會法典的發行，急迫的影響《會憲》之修改，以迎合教會之新法典。為此目的，1920年西班牙高黎亞斯（Corias）總會議時，迫切的要求《會憲》作次新的修改，以適應新的會憲。結果，當時的會總長路易•戴斯林（Louis Theissling）（在任1916-1925）草擬了一份新稿，仍是手抄本。這一版本或新修正本送給全修會各會省評審。此一手寫修正本十分重要，因為從它源出1923-1926年間的各種公式化，順聽全修會成員、各修會機構所提供的建議，如羅馬的宗座天神書院[48]。
這次編輯工作出力最多者，首推西班牙籍的法典專家，雅博•柏拉特（Alberto Blat）會士，他交出手抄本並守秘密。開始成為義務必守的法規，是在1924年於羅馬總會議上所決議；並于1925年公佈於總會議《公報》上[49][48]。1926年總會長文德•嘉西亞•巴略德斯（Bonaventura Garcia de Paredes）（在任1926-1929）在任時加以改訂，變成固定的《會憲》，同時把它公佈于歐甘亞（Ocana）總會議《公報》上[50]。於1929年將《會憲》分開舉行。
如此費盡周折的準備了《會憲》的確定編纂，委託特殊小組負責，在瑪爾定達義•吉略特（Martin Stanislaus Gillet）總會長任內（在任1929-1946），他準備於1932年頒佈。總會長自己並向當時教宗嶽碧十一世請求一種特恩：恩准這部《會憲》不必經過三次總會議宣讀，而只憑一次或最高的總會議確認通過即可。這版本於1932年在瑞士之勒沙奧撒（Le Saulchoir）總會議上通過成為正式《會憲》。這版《會憲》以前的版本，包括1872年版，更現代化，而有了很大的進步，一直到1968年均屬有效。在1954年這《會憲》曾再版過一次。
配合1917年法典之《道明隱修女會憲》（羅馬1930年）
道明隱修女的新版《會憲》，乃在瑪爾定達義•吉略特（Martin Stanislaus Gillet）總會長任內所寫所公佈，題目所指乃為迎合1917年的教會法典而寫的。所以它是代替自1259年以來一直有效沿用的憲章。
《宣道會會憲及守則》一書（1968-1986）
1965年道明會總會議在安尼瑟多•斐南德（Aniceto Fernandez ）總會長（在任1962-1974）的領導下，在哥倫比亞的波哥大（Bogota）召開，總會議中廢除了上屆在彌格•布郎（Michael Browne）總會長（1955-1962）於羅馬召開的總會議上的決案，該決案要求《會憲》原文以後不要再加變動[51]，但在1932年引進了顯而易見的變動。引進了170條革新條文，將《會憲》143條款歸類於 “法令”欄內，另《會憲》27條文歸納為純粹的 “聲明”，另將《會憲》367條以前的廢除。
在這同一總會議上尚減輕了守齋及緘默的守則，目的並非為鬆弛法規的遵守，而是為促進修會內的祈禱及研讀，能對宗徒事業作更有效服務。
然而當這一切在進行時，適值梵二大公會議即將結束，並宣佈了一道有關修會生活的憲法：「齊全愛德」（Perfectae caritatis）的旨令，是在1965年十月二十八日頒佈的。但道明會本屆總會議決議的各項變動，仍繼續保持後此相繼的好幾屆總會議的認可與確認。不過在1965年總會議，已預見對梵二有關修會生活的改革提案，作了更深入的修正。為此，總會議要求總會長成立各種工作委員會，以迎接梵二革新的方向[52]。
安尼瑟多•弗南德斯總會長安排了工作的計畫，準備以兩年時間進行《會憲》新版的編纂。此一重大工程，首先印製徵求答案的意見書寄到每一會士手中。共收到兩千五百份回條，其中許多是團體答案。回收的答案，經由三十名各種專業而有經驗的會士組成的小組，針對各類題材加以分析，諸如：公共生活、研讀、舉行禮儀等。這小組集合羅馬，歷經整個月時間，分析了六千五百五十六件意見或提議，結果共收取了381個意見為典範納入新版會憲內。尚有另一小組對此題材勤勞了六個月。
1968年在北美芝加哥的森林河（River Forest）總會議，憑上屆完成的工作，使得本屆總會議不到兩個月工夫就完成了會憲的編纂。
這部新憲章，以立法的模式由「引進兼法令」（Inchoatio cum Ordinatio）推出，有立即「應加遵守」的效能，但仍需通過前後兩次總會議的「認可」和「確認」的門檻，為這兩次作認可與確認的總會議，是分別在1971年在愛爾蘭達拉哥（Tallaght），及於1974年在拿坡里阿爾哥聖母（Madonna dell’ Arco）召開的議會完成。
新版的《會憲》一方面與梵二在修會生活的特質上互相呼應，另一方面，對道明會本身的傳統，沒有作過任何革新或基本的變動。站在歷史上，道明會再一次地保持它適應的能力以及它的統一性，通過各屆總會議不受許多世俗歷史所分裂。
從今以後可以證明，新的《會憲》外表看似接受過許多外在的變動，然而它充分地抓住修會的正統精神，堅決地回歸到道明會傳統神恩的道路上。
現在的新《會憲》，在修會的制定法律歷史上，擁有一種新穎，它的「基本會憲」罝諸正文前面第一位，由九段組成，內含有修會基礎及精神的581條會憲及守則，組成1968年《會憲》的體積。在這憲章身上界定中心線，它曾是且常該是整個道明會的基礎：它的宗旨（第一–三段）；達成此宗旨的主要元素（第四段）；它在教會的特恩（第五–六段）；它的管理政制（第七段）；對於適應歷史的變動（第八段）；最後，道明之家的現實（第九段）。《基本會憲》是修會制定法律的核心，以及認識修會及它的宗旨的泉源，回應大公會議《修道生活法令》的要求，每一修會應明白自己修會的面貌、精神、起源及神恩，並應該保持變動及適應的狀能[53]。應該說明的是這種議會決策常常成為修會生存的模式，因為在1228年所編輯的修會《初期會憲》時，在「序言」內已明白表明了所謂的“宣道兄弟會”。同樣，在1872年及1932年的《會憲》上也強調，在修會方面絕不發生廢除或變動會的本質事實或要素[54]。
歷屆總會議曾讚揚過這部《基本會憲》的完整內容及此《會憲》的全部立法歷程。修會聖部也贊許過道明會的立憲作風，並將之推薦為典範[55]。
1932年的《會憲》，為配合1917年《教會法典》而採取如下的分法：準則、「個人」及「法人」的分析、治度、成聖因素、罰則與訴訟。而現行《會憲》的大綱回歸到《初期會憲》的分配：將之劃分為二卷：卷一」以會士生活為中心，以十章的篇幅描述兄弟的生活素質及培育；「卷二」談論修會的治度，並以十五章篇幅來詳論修會的治理問題。
編纂現行《會憲》上顯示出“會憲”（用正體字）、“守則”（用斜體字），為使會士容易便認。1983年在達彌盎•貝爾恩（Damian Byrne）任總會長職內（1983-1992），將歷屆總會議在《會憲》上所修正的法規出版發行。1998年波羅那總會議邀求當任的賴茂德（Timothy Radcliffe ）總會長再出第三版拉丁文《會憲》，亦現在治理修會法規。
道明會隱修女修會會憲（1971-1986）
梵二也下令要隱修女會執行編寫自己的法規。然而早在1962年土魯斯總會議上，已要求成立一個特別小組，為修正本會隱修女《會憲》[56]，繼而於1965年在波哥大（Bogota）總會議，也堅持這一立場[57]。
自這最後總會議後，成立一小組，在跟所有隱修院交換意見後，即進行新版《會憲》的修正工作。這一具法律效力的版本，依隱修女們的要求，必需追隨男修會現行會憲的中心傳統。
這邊工作結束，便移交給由男會士及隱修女合組的一個小組，並於1930年準備了新的版本。
在隱修女的《會憲》中也安插了《基本會憲》由六段組成，和男修會《會憲》一樣。此一版本於1971年獲得宗座的認可、為期三年。然而這部會憲於1983年，為迎合新版《教會法典》，便從根予以修正，並於1986年公佈新版本。這一隱修會現行《會憲》十分充實而豐富，原文變得更縮短，因為已放棄了一大部分詳細的規章，保留給隱修會聯盟或隱修院自己個別領導人的明智判斷。
道明修女會之《會憲》
要將從事行動生活（使徒生活）的修女會憲一一研究，即是不可能的事，這些道明修女會的人數及差別很大，近乎有158個修女會組織。總言之，她們中有的原先本來是隱修院修女，轉入到行動生活，抑或來自在俗會員團體，事實上，她們一旦通過正式認可及加入修會，便深深地與會連結一起。至於其他為數可觀的修會，她們或其創始人合併或聯結的，都被視為道明會生活實際的姻親。
在1965年在波哥大（Bogota）舉行的總會議[58]上，為了判別這種歸屬是否具有真實道明會神恩，特地委託總會長成立一個委員會，作成一般性及主要的準則，憑以判別修女會會憲中是否含有足以表明道明會的特性與精神的素質。稍後的1977年菲律賓的奎松市（Quezon City）總會議[59]，及1980年華德堡（Walberberg）總會議[60]上，都曾託付總會長成立一個委員會，著令他們繕寫一種「基本會憲」給道明之家，督促他們凡屬於道明家族各團體，務必選取宣道會士的精神、神恩與理想。
各方如此關心的結果，乃是道明之家國際座談會的舉行。1983年在波羅納（Bologna）聚會，大會中作出的唯一「檔」，數曆各種差別不同的支派存在於道明之家的統一內的《道明會文獻報》[61]。
顯而易見的是，從事行動生活的各道明修女會應使她們的《會憲》，去迎合梵二會議1983年的教會法典，而實際上，絕大多數均已依章實行。
《在俗道明會規》
「第三會」或在俗道明會，早在創立修會初期、聖祖道明于法國傳教時，即已存在，她們的第一版《會規》在1285年即已編好，是在穆紐•撒摩拉（Muñio de Zamora）總會長任內（1285-1291）所完成的。當時擬欲為這些加入道明會所謂「懺悔者」的活動，尋求法人的名義。在這類活動中，在整個中世紀「貝亞貞」（Beguines）複雜的世界中，婦女占盡優勢，她們組織為團體度生活或獨修。
1285年的會規稱呼他們為「聖道明懺悔兄弟姊妹」。懺悔者這名稱，在這裏意指致力於成聖成全，已不是原來的後悔或懊悔之意了。至「第三會」不甚好的稱呼已為當日通用，是1481年在亞維農（Avignon）總會議上取的通俗名稱[62]。這「第三會」名稱一直流傳到1923年，在男修會的《會憲》上，卻保留到1932年。在現行《會憲》上，則稱為「聖道明在俗會」（Fraternitas Laicales Scti. Dominici），俗稱為「在俗道明會」，讓各地方言認為更適當闡釋在俗會員意涵去稱呼[63]。
1985年在俗道明會會規出行。本《會規》共有廿二章，下分六十條條文。內容有收錄會員入會條件；所穿道明會會衣的本身顏色；發願的表格；曆舉他（她）們所應參加的善功；以及規定它的行政等[64]。
這本會規曾於1405年為教宗依諾森認可過，使在平信徒中產生、按道明會精神生活的許多神聖靈魂。如聖女加大利納•瑟納（＋1380年），真福羅勃•納德（Robert Nutter）（＋1600年），利瑪的神花聖女羅莎（S. Rosa de Lima）（＋1617年），而較新近年代有真福伯鐸•喬治（Bl. Pier Giorgio Frassati（＋1925年）和真福倫哥（Bl. Bartolo Longo）（＋1926年）。這一會規也影響了許多度修會生活的修女團體，但不發公開的聖願，例如聖女加大利納•利奇（S. Catarina dei’ Ricci ＋1590年）以及其他許多會內守貞女。同時也影響許多加入道明會的十九世紀以來直到今天成立 的修會。
在俗道明會《會規》，為迎合1917年聖教法典，在路易•戴斯林（Louis Theissling）總會長任內使之現代化，並名為《第三會會規》，加上一特點：「在俗的」，以區別乃是活在世俗的道明會員，而非為道明修女，她們已有各自的《會憲》。
當梵二邀請在俗教友進行一種基督徒革新時，道明會方面即安排這種會規的現代化，並將這種革新的會規推薦給1965年波哥大（Bogota）總會議。果然，新編的會規以「聖道明在俗弟兄姊妹的會規」標題頒佈，同時得到1968年森林河（River Forest）總會議三年的「適用」（Ad Experimentum）認可[65]，那是在文生•德奎農（Vincent de Couesnongle）（1974-1983）總會長職任內，並經過1983年在羅馬召開的總會議確認[66]。然而為適應1983年的新版教會法典，特別調備了首屆在俗道明會國際大會，1985年的六月舉行於加拿大的蒙特利爾（Montreal）。在此會議中完成了新版會規的編輯工作，這次對舊會規做了很少的修飾。
此《在俗道明會會規》也具有一種基本會規內含有七條款，規定以各種不同方式加入本會的各種團體支派，應認清宗旨與工作，劃定本質的條件，使每一位加入的會員，能真正稱為道明會士。這一規章曾於1987年正月十五日，得蒙教座定性的確認[67]。1988年出版了其他語言版。
乙、 論道明會總會議
1. 總會議的價值與宗旨
1901年編輯《會憲》時，雖然還未得到法律的效力，《會憲》的作家卻十分準確地表達了總會議在道明會生活中具有的宗旨與價值，推薦它是認識修會會憲精神或生活方式的基本工具，他說:「總會議為後代的人是絕妙而獨特成熟的永久紀念碑」，我們的神長和先賢憑藉它執行創造，剔除或變動會的法規，包括最細微的枝節」。他們曾在自己心靈上鏤刻一個概念，一個如此珍惜他們曾參與執行如此神聖法規的立憲工作，並如此的傳授予他們的繼位人，的確，道明會主要的頌揚與特徵是個事實，因此，在上主的教會內，很少有第二個修會更少受人事的變動搖擺者[68]。
洪培德•羅曼斯總會長在他所寫的1259年隱修女《會憲》的引序上，也曾提過類似的說詞[69]。路易•戴斯林總會長，在1917年在瑞士弗德堡（Friburg）召開的總會議致詞時，曾強調總會議的重要怕。
教宗真福若望廿三世（Bl. John XIII）于1961年明晰的說明總會議的任務，他說：「你們如此頻頻的舉行總會議，是給大家顯示在你們的修會內，在其他在這多產的教會花園內成長的修會，它使你們與你所繼承的嗣業密切的結合在一起並予以報答，同時，為求能適應時代的新潮流環境」[70]。
因此，在1907年義大利維特堡（Viterbo）召開的總會議[71][70]，把賴瑟特（B. M. Reichert）所編集的總會議「公報」，強烈的推薦給大家，並在1898-1904年中間陸續出版為九大冊的《宣道會歷史論文》（MOPH）集。
總會議如此重要，事實上是修會的最高權威， 1962年在土魯斯（Tolouse）總會議所公佈的：「（總會議）在修會內是最高權威。因此，所有會內兄弟無一例外，當對這權威表示最大的尊敬與服從[72]。斐南德（A. Fernandez）總會長曾重複此一申明[73]，尤其是在1968年在森林河（River Forest）總會議，在編輯新版《會憲》的序言中一再的重提這種論述[74]。
輪到現行《會憲》曆述宣道會士權力的來源，無論是斐南德總會長[75]，對《會憲》所作的稠密的推薦，抑或在《會憲》原文本身。第一，乃是代表各會省的集會，為討論及決定有關全會的公共福利，若有需要，還要選總會長[76]。第二，在基本的《會憲》上有暗示它的權威和民主的組織[77]。這一切將在下面談論會之共同生活時再討論會之統治系統。
藉由這些證據，循序歷史痕跡已可證實說：總會議對認識道明會生活的重要性。在總會議上可見道明會的發展，不只是純淨的理想，如《會憲》一樣，而是通過它對《會憲》所做的立法與修正，連同它的困難和價值揭示出它務實而具體的進展。
總會議在議定修會法規過程上，是將它所有的定案成為《會憲》或法令，但都得通過：「引進」（inchoatio），跟著繼後第二次總會議的「認可」（approbatio），再要得到第三個總會議的「確認」（confirmatio）才完成《會憲》。如果未經過這樣的步驟，通過的議案便不具法律的效力。只有「非常總議會」（Capitulum Generalissimum）才有三個連接的總會議的效力，可是在道明會歷史上只舉行過二次最高會議，而且都在十三世紀，分別在1228年1236年[78]。
總會議領導的公共利益，是通過一系列的複雜的法規：
a.「聲明」（Declaratio）：為正式的憲章，因此，具有立即且有執行的效力；
b.「法令」（Praecepto），是直接執行的準則，可是不需要經過接連三次議會的認證，並且在相反的情形下，就不必連貫的遵守。
c.「勸導」（Recommendatio），並非引進新的法則或定案，只是顯示或激勵人遵守會之法規的精神與意願。淺顯的閱讀本原文，會對總會議的定案引起不同的特性。
2.總會議《公報》
總會議《公報》，自1220年迄1844年，雖然不完全，因為已有部分或大部分已經失落，但是這是賴瑟特（B. Reichert）會士的一件偉大傑作，他從1898年到1904年，以六年工夫收集資料，公佈發行了九大冊集。此書出版，雖引用很可觀的古代手抄本，但不被專家認為是一個評論版本。自1501年起所有總會議《公報》，全都印刷發行。此一聯合自1896年以後在其他出版社發行公佈的總會議《公報》，合在一起發行。
由於總會議《公報》有文生瑪利亞•馮達納（Vincenzo Maria Fontana）及凱當諾羅•賽斯羅（Gaetano Lo Cicero）的宏偉著作，所以命名為：《道明會會憲、總會議之佈告及法令集》（Constitutiones, Declarationes et Ordinationes Capitulorum Generalium Sacri Ordinis Predicatorum）是1862年在羅馬公佈的。在這版傑作中可以找到有關修會的豐富資料，因為是按拉丁字母次序排列收集的，在每一屆總會議《公報》立憲題目都有「小引」作為介紹。這版本還具有題目、地方及人物等詳細目錄，但仍不好用，因為尚未把賴瑟特（B. Reichert）於1898年至1904年所印行的總會議《公報》計算在內。從1862年以後的總會議《公報》，可在修會各會院圖書館的文件庫內找到。
最後，在整個修會總會議《公報》上，應加上全會各會省的省議會所建立的個別《公報》紀錄。省議會自從1221年開始，就按規定每年舉行一次[79]。如稍後將討論的，每四年舉行一次，省議會要把總會議《公報》適合於各會省個別的環境。這些省議會的《公報》書，從十三世紀開始一直到可以輕易的利用現代印刷法出版，都不斷地在增加。因為有由各不同道明會省的歷史機構，在發行各自會省的省議會《公報》。
C. 道明會的傳統或習俗
道明會也由修會歷史所傳流下來的「合法的習俗」或「傳統」所領導。這些合法傳統具有法律效力，無論是為全會或為某一會省，只要並未為被總會議或省議會公然廢除。事實上，1932年的《會憲》以及現行《會憲》，均排除任何相反修會的習俗[80]。
認識道明會的這類用途或生活方式，尤其是修會的肇創伊始時期，具有很大的效力，當時《會憲》亦稱為「習俗」，流傳下來就是今天所謂的「修會之傳統」。我們把這類習俗或修會之初期傳統的著作，體現出道明會原始生活的真正精神，如李比尼（P. Lippini）會士新著的《道明會日常生活》（La vita quotidiana）書上所說的一樣。此一修會原始傳統的名著寫於十三及十四世紀初葉。
1.洪培德•羅曼斯的名著
在洪培德•羅曼斯（Humbert de Romans）的整個著作中，曾詳細描述十三世紀下半葉的道明會院生活。洪培德•羅曼斯本籍法國麥茲（Metz）附近的羅曼斯（Romans）村人。他曾當過隆巴地（Lombardia）會省的省會長，後又作了法國會省的省會長，然後於1254年-1263年被選為總會長[81]。
洪培德•羅曼斯曾著有：《論聖願》是討論會士的聖願；《典規注釋》是關於聖奧斯定典規的解釋；《宣道者的培育》是關於培育宣道士的書籍；《公函》是關於修會內本份或職務的訓練以及致會內的各種手諭。
這些著作為拉丁文版本，可在伯鐵爾（J. Berthier）所收集的《修道生活作品》（Opera de vita regulari）（羅馬：1889年，共二冊）中找到。
洪培德•羅曼斯也寫了一本《聖道明傳略》（Legenda Sancti Dominici）為舉行禮儀時誦讀用。這就是中世紀時何以稱行實為《傳奇》。因此，雖則嚴格說並非所寫一切全是歷史事實，但也不可把它當作傳說看[82]。洪培德•羅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