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多瑪斯和第三個千年
Saint Thomas Aquinas and the Third Millennium by Leonard Boyle, O.P.
| 導言 | |
| 1. 青年學子多瑪斯 | 7. 牧靈文學 |
| 2. 撒馬利亞婦人悟道過程 | 8. 教義的輔助教材 |
| 3. 科技與聖經 | 9. 道明會的研讀 |
| 4. 研讀與道明會 | 10.研讀團體 |
| 5. 道明會士雙重使命 | 11.宣道者的命運 |
| 6. 牧靈工作 | 12.功成身退 |
道明會士里奧那多. 博烈是中世紀史學家, 古文字學教授, 教宗Leo委員會主席, 也曾擔任梵蒂岡圖書館館長。他於一九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因罹患癌症逝世於羅馬，享年七十五歲。 這篇演講稿可能是他公開發表的最後一份文件， 也是他對道明會的兄弟姊妹最後的鼓勵。
首先為了提起大家的興趣，我要送給各位一份資料，因為我相信如果你們有些東西可帶走，必會覺得此行收獲豐盛。這份資料和今天演講的內容關連不大，也和演講的主題完全無關。我只是想用它來把大家的注意力帶到多瑪斯的少年階段。
由於聖多瑪斯在教會中享有超凡的聲望，我們很容易忘記他也曾是位平凡學子。在他開始度道明會生活時，他也不是完美無暇的。最近我看到也出版了多瑪斯的一部分手稿。這是他1245至1248年，在巴黎受教於聖雅博時，抄錄他老師聖雅博為偽戴歐尼斯(Pseudo-Dionysian)所著『論天體秩序』(De caelesti hierarchia)所寫的註釋。那時多瑪斯才二十幾歲。這份手稿的真跡全文原由那不勒斯聖道明會院(多瑪斯最後的居所)的會士保管。現在則由那不勒斯國家聖經學院保存。幾世紀前，其中的片斷被遷移至沙雷諾主教座堂(Salerno Cathedral)的聖物龕內，我們今天拿到的紀念品就是這些片斷的影本。
我們有理由確信，聖雅博所著論天體秩序註釋是寫於1245至1248年，他和少年多瑪斯同在巴黎聖雅格會院道明會書院的時期。研究這個時期雅博及多瑪斯著作的許多學者，都將那不勒斯的多瑪斯手稿視為雅博的原文。所有已知雅博註釋的版本，也都直接或間接以多瑪斯的手稿為原型。四、五年前出版的雅博註釋科隆版的主編，更是視此手稿為當然之史料來源。
我不曾目睹或檢視過那不勒斯原稿的全文，只見過這38行的片斷。你們手中的是其中的第19行，印在同一頁；另外19行印在另一頁，我並未給你們。但從檢視這38行，毫無疑問就可看出那不勒斯手稿與雅博註釋的原文，必然大有出入。根據那不勒斯手稿編成的聖雅博註釋的其餘部份，想當然也必有問題。光是在沙雷諾保存的短短38行片斷中，就清楚可見這是多瑪斯為了自己使用所抄錄的版本。抄寫的技術並不高明，裡面有明顯的錯誤，而且至少一次他漏抄了一行。我們從每行押韻的韻腳，就可看出他跳過了一行，就像打字時漏看一行一樣。在一、二處他也為了自己的好處，添加了 一、二個片語，以便更清晰的解釋聖雅博的話。因此那不勒斯的手稿決不可被當成其他版本依據的範本或原型，就像所有的學者和最近的版本所堅持的一樣。
這就是年輕時的多瑪斯，勤奮好學，但絕非無懈可擊。這是多瑪斯可被看成一位平凡道明會士的少數時刻之一。那時的多瑪斯就像我們一樣，奮發向上，卻未必樣樣事都做得好。他常拼錯字，稍後我們將看到他是否隨年歲增長而有進步。
現在我已把多瑪斯拉到和我們一樣的水平上，也抓住了我們的注意。接著我要把重心轉移到聖若望福音的一篇章節。自從五十多年前我在Tallagh求學時，無意中看到多瑪斯對這篇聖經章節的註釋後，我就被它深深吸引了。這就是有關井邊婦人的故事。
這是一個情節本身很精彩，也敘述的很美的故事。它是新約中場景描述最詳盡的故事之一，好像福音的作者擷取了耶穌生活史中的一刻，再把它活生生的重現出來，為能闡釋耶穌的聖訓。當然是以很高明的手法呈現出這個故事，用了很多修辭技巧：誤解、諷刺、村民希臘式的對話，使得這個故事成為四部福音，最栩栩如生，最戲劇性的一幕。整個故事充滿了豐富的象徵及教義。但今天我只想談談這個井邊的婦人。
從某方面看，她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代表了人如何從對世俗的專注提昇到對基督及天主聖言的信仰。此外因為她是撒瑪黎雅人，所以她也是記錄上第一個歸化的非猶太人，以及對外邦人傳教的第一個果實。儘管她的信仰怎麼說也不算完美，但這並不重要。我們道明會士該看重的，就如多瑪斯曾看重的，是基督如何用溫和、靈活、包容的方式，把信仰的種子種在她心中。這個方式就是宣道者及聖言導師的模範。
井邊婦人是第一個已知的非猶太門徒。從這個角度來看，她的確是門徒的典範。多瑪斯也如此認為。在他的註釋中，他提到這位婦人一明瞭耶穌的訓誨後，立刻撇下自己珍貴的水罐，滿心歡喜的跑回城去，把這個令人振奮的好消息傳給其他的村民。「你們來看有一個人說出了我所做過的一切事，莫非他就是默西亞嗎？」(若四:28)
這是來自領受聖言的興奮。道明會的中心及靈魂就是這聖言。我們是聖言的宣道者，這是我們的本質及目的。就如第五屆總會長洪培德在七個半世紀前所言：「我們修會的名字不該只是個空洞的虛名，而該是我們不論身在何處，都要在生活中全心奉行的規臬。」
由於我們的宣道聖召，凡是可能有助於傳揚聖道的工具，我們都該不怕物議的善加使用。這不是現在才有的新方向，從修會創立初期，我們就努力尋找最有效的傳播聖言方法。這不只是我們的工作重點之一，更是道明會的標記。修會歷史中，這類例子的確不勝枚舉。例如早在1230年代，Hufh of St. Cher和他的學生在巴黎聖雅格書院，就編纂了第一套聖經用語索引，為讓宣講的弟兄能更容易瞭解聖經中的豐富內涵。稍後在巴黎及牛津的道明會士，也將聖經中的每個時期分成七部分，從A排到G，以便查閱用語索引中的資料。
這兩件小事在修會歷史中似乎微不足道，但在發生當時，卻受到科技史學家的高度肯定。從這個觀點看，道明會士不該遠離科技的進步，而該盡量熟練的運用科技來傳揚福音。我們曾經站在科技的尖端，現在也不該落後。就如1983年羅馬總會議所言，面對傳播科技的爆炸，我們不該害怕而投降，因為沒什麼可怕的。如此看來，我們應該閱讀網際網路上最近一期的『國際道明會通訊』，聖馬丁會省開闢了一個「宣道者交流」的專題，裡面提到在波羅那總會議的提案，及土魯斯會省採取的措施之後，成立一所道明會網路大學。
修會從創會之始，也以同樣無畏的態度把深度研讀各類知識的冒險做法，用在傳揚聖言上。就如洪培德所言：『為個人的得救，微量的學習就夠了。但若要教導別人得救之道，就絕對不足！』因此他又說：『在道明會內，研讀的首要方向是能有助於別人的知識，而後才是對自己有用，及自己有興趣的知識。因此在傳揚聖道的訓練中，不該排除與宗教無關的科學。』因為就如他所言：『藉著這些科學訓練，我們的智力才會更敏銳，也才更能領悟神性的事物。』研讀的至高典範當然就是多瑪斯。他孜孜不倦，廣汎的探索各種科學的寶庫，尤其是亞里斯多德，因而更能理解天主的奧祕。
然而即使道明會在中世紀時在傳播和研讀上扮演領導的地位，修會從未把這兩件事本身視為生活的目的。對道明會士而言，傳播就像研讀一樣，只是方法，不是目的。我們的目的是傳報天主救贖的聖言。也唯有當聖言被人充分瞭解時，我們才能開始有效的傳播。
我們再回到井邊的婦人。多瑪斯說她的歸化的可貴之處，不在於她「如何」傳述耶穌的事跡，而在她「何時」開始傳。她並未莽撞的跑、走，而是等耶穌說完了話，才匆匆離去。換句話說，在我們急著去宣講前，應該先有可以宣講的東西。
最重要的是，對道明會士而言，宣講必須是「靜觀所得，與人分享」。而且在各個層面的宣講，都要分享靜觀所得。但不論在任何層面，都不可忘記我們的根源，我們存在的原因，以及何以洪培德說：『與其他修會比較之下，研讀是道明會的特色。』
我們是宣道者，這是第四屆拉特朗大公會議所界定的，我們是大公會議的產物。按照拉四大公會議，我們的宣講使命比目前所見的範圍更廣。修會最初的使命，理所當然是宣講聖言。這也是1215年教宗英諾森三世主持的第四屆拉特朗大公會議憲章Inter cetera中明白指出的。根據憲章指示，凡工作負擔過重，或未達宣講要求的主教，應在教區內成立宣道者團體，做為他們牧靈工作的幫手及合作者。
Dominic Guzman 當時與他的教區主教Foulques of Toulouse一同出席大公會議。不久之前他在土魯斯成立了一個宣道團體，他相信他有辦法使Inter cetera的憲章不只停留在紙上談兵。
一年多後，在1217年一月，他從新教宗何諾里三世領受了詔書Gratiarum omnium，核准了已在土魯斯開始的宣講工作。
然而宣講並不是拉丁憲章Inter cetera指定的唯一職務。因為憲章中也清楚的把聽告解的職務加在宣講中。換句話說，從第四屆拉特朗大公會議的憲章來看，宣講有兩個部分：一是宣揚聖道的言語，一是能有效淨化人心，或呼籲人們悔改的話語。但事實並非如此。1217年道明帶來的只是第一部分---宣講。直到四年後，在教宗通諭Cum qui recipit prophetam (1221年2月4日 )中，教宗英諾森的繼承人何諾里三世，才再次把宣講職務的另一部分---聽告解及輔導，託付給道明會。
教宗所授予的雙重使命及這種更廣義的宣講，很少在道明會歷史或有關研讀的討論中被提到。雖然有人質疑過1221年通諭Cum qui recipit的可信度，但修會最早的會憲確實清楚的界定了Inter cetera憲章提到的二個層面。
洪培德在註解聖奧斯定會規時，也附和了1221年的通諭。他說：「宣講的果實藏在告解和輔導上。」"Fructus praedicationis colligitur in confessionibus et in consiliis animarum," 這是從Cum qui recipit直接引述來的。
在這件事上，多瑪斯也是有力的証人。我將常常提到這點。在他1260年撰寫的Contra impugnantes，為各修會的研讀及教學辯解時，他也引述了第四屆拉特朗大公會議的憲章Inter cetera。在宣講及告解上，他數度引用這憲章。由於許多教區神職人員並未準備好宣講及輔導人靈的工作，就如第四屆拉特朗大公會議憲章Imperitia multorum sacerdotum 所述，多瑪斯決定要証明，以他自己的話來說：『能組成一個修會，協助主教在這二方面的工作，實乃幸哉！』稍後他又更深入闡釋這點。他說：『的確，這個由教宗批准成立的修會是為了宣講及輔導，就如其名所示。』
宣講和輔導，從這個觀點來看，道明會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如果多瑪斯沒有意識到這點，就枉為聖人了。
十三世紀一向被視為教會生命中最有智慧成果的時代之一。這確為事實。但它的成就還不僅此。在這個世紀教會第一次普遍的感受到牧靈的需要。十二世紀時牧靈工作的意識才略具雛型。1123年，教區或本堂神父的名詞第一次在拉特朗二次大公會議被提到，這也是本堂神父這個名稱第一次出現。
1179年在拉特朗三次大公會議中，本堂及本堂神父的名稱第一次被提昇到大公會議的層次來討論。到了1215年，拉特朗四次大公會議，也是教會史上第一次明白論述大公會議時，牧靈工作才成為一股力量，從事牧靈的本堂神父的身份，也已獲得教會的認可及祝聖。大公會議認為，藝術的最高境界就是牧養人靈。
十二世紀時，各種用意良善但並非正統出身的團體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顯示出當時儘管學校中有關牧靈的教學，特別在告解和婚姻生活方面，已有高度發展；但教區神職人員仍採用老舊過時的方法從事牧靈。
到了 1200年，教區神父對波羅那的這些發展已有耳聞，但仍不清楚詳情。而在巴黎，就如神學家Robeert Curon 在1209年形容的：「正在敲打神學的大門。」因此為了答覆這種需要，約1200年時，一種手抄文學遂應運而生，並在1215年拉特朗四次大公會議後廣傳盛行。
就在這種覺醒，或說對牧靈工作的一種重新認識當中，道明會因其宣講及輔導的雙重使命，變成提供清新有力的牧靈文學的主要來源。舉凡聽告解手冊、宣道者教材、視覺教具、聖經用詞索引、聖人傳記、論善行及惡行的短文，一切的一切，只要這些材料能將天主聖言更活生生的帶給人靈，並使他們心中的天主肖像更形彰顯。的確，如果要說牧靈文學在整個道明會知性使命中佔的份量和宣講一樣重要，也不為過。有關聽告解和輔導人靈的手冊數量很多，但有關宣道技巧的書卻到很久以後才出現。
這些手冊和教具大多數是為協助修會中所謂的「傳教會士」或說「平民會士」的牧靈教育。這種稱謂有點不中聽，但所指的就是一般的會士，他們的主要職務是宣道和輔導人靈。這些傳教會士都是年輕，教育程度普通，所以那些在總會書院或省會書院受過較高教育的弟兄，就想用手冊或短文，把所學的傳給他們的弟兄，即修會大多數直接從事牧靈的會士。
這種知識的傳佈不只是偶一為之。修會從創會初期，就非常留意，除了教育程度較高的會士、講師、碩士、博士之外，一般會士也必須接受與牧靈相關的正式訓練。
就如第一版會憲的序言中所言：「我們所有的研讀主要目的，應該是為了有益於我們鄰人的靈魂。」這句話的上下文，是在豁免任何阻礙研讀宣道及救贖人靈的工作。因此有些地方的作法是絕對不正確的，像是Tugwell在他的『資料』書中，把研讀視為熱心衝刺的目標。
儘管牧靈文學的發展興盛，這類輔導人靈的大全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雖然經書的研讀已受到重視，卻明顯缺乏所謂教義性或系統性的神學。在1220-1228年的初期會憲中載明：每個會省應提供每位到巴黎的學生至少三本神學書籍，供他們研讀了解。一是Peter Comestor 所著『士林哲學史』，記載從創世到耶穌升天的歷史；二是Peter Lombard的『格言註解』；三是『聖經注釋』。根據洪培德規定，每個會院的每位講師都該教授這三本書。多瑪斯在Orvieto任講師時，也教這些書。但在當時，或在洪培德1260年列出的各修院常備書籍的書單中，卻找不到像是聖事大全的書籍，更不可能有教義大全。有關科學神學方面的書籍，在洪培德的書單中，最具代表性的是Raymond 的Casibus 大全及 William Peraldus的德行大全。這二本書是道明會實用科學或倫理神學的根基。
在這林林總總的大全中有一個漏洞，也可說是教義方面的缺口。多瑪斯的大全正是為了補全這個缺口。在多瑪斯之前所有撰寫大全的道明會士，都竭盡全力收錄他們的同道或傳教弟兄所該學習的各種知識。Raymond和其他大全作者寫了告解實用手冊及輔導概論；Peualdus論述了惡行及德行；丹麥的Og論傳教士；William of Tournai寫了兒童教育；James of Verraze 的『聖人傳記』記載了聖人的生活及宣道；Simon of Hinton 為那些在英國傳教的弟兄準備了英文的神學書籍；而多瑪斯則超越以前所有的大全，提供了一本神學大全。書中談論到天主聖三、創造、降生成人，人是天主的肖像，人的力量，及人的軟弱。
道明會從創會之初，就習慣用這類手冊做牧靈的培育。這種作法很重實用，但卻有偏差。因此我認為多瑪斯的神學大全，對明會的牧靈工作有非常個人化，也切入重點的貢獻。
多瑪斯在1268-1271年在巴黎出版的Quodibets中，非常清楚的指出神學家在牧靈工作上應扮演的角色。他說神學博士是牧靈工作這個靈修殿堂的主要建築師。「他們發掘，並教導其他人如何提昇靈修基礎。」我認為這就是多瑪斯這位真理博士，在他的神學大全中論述的精髓。而且我要說明，這不是為了協助牧靈而寫的神學，而是賦予牧靈工作一個神學意義。它論述的不是抽象，而是具體的教義。多瑪斯根據自己研讀的心得，寫成了神學大全，為能教導他的弟兄「…如何在救贖人靈的工作上向前推進，如何更深的參與這永無休止的工作，及在天主的受造物身上更彰顯天主的肖像，這就是牧靈工作。」
研讀過去、現在、及將來，都是道明會各個層面生活的重心。洪培德說的好：「研讀屬於我們修道生活中的一環。」多瑪斯也在Contra impugnantes中說：「有些修士依照他們修會的會憲規定，以教學為目標。」
有些人或許感到驚訝，但我們都知道，早期的會憲禁止誦讀日課中的日間經，以免佔用研讀的時間。不過或許不是每個人都知道多瑪斯在他的「論獨立實體」(De substantiis separatis)的序言中，介紹他對天使的研究時，也曾語帶幽默的提到同樣的主張。他說：「我們不能在禮儀日課和天使一同頌揚天主，並不表示我們就有權浪費因此省下來的時間。相反的，我們該把時間用在論述天使，以彌補不能和天使一同誦讀聖詠的損失。」
多瑪斯認為，每個道明會修院或會院都是一個研讀團體。就如他在Contra impugnantes所言，研讀不該是離群索居，或個人成聖之路。修院是團隊合作的地方，是一個共同工作，一起教導學習的地方。懷抱這樣的心情，他把「論存在與本質」(De ente et essentia)一書中的「走向社會的會士」(ad fraters socios)，獻給和他一起工作的弟兄。
研讀團體，多瑪斯當然是這個觀念的受益者。若無研讀團體(至少五人)的協助，多瑪斯不可能成就斐然。身為真理博士的他，不斷尋求真理，探索真理的蹤跡，為能聖化他的弟兄及他們的牧靈工作。他的弟兄知道這點，因此並未讓他離群獨自工作。他們或許不了解他在想些什麼，尤其是他在寫神學大全時，但至少他們盡全力支持他。研讀團體不是為研讀而研讀 ，而是為協助牧靈而研讀。
對研究Avicenna、亞里斯多德、Averroes的學者、及其他多瑪斯曾提及或評論過的偉大思想家來說，有時很難以接受多瑪斯的這種方法。如果從兩個層面來解釋多瑪斯的角色，或許比較容易接受。一方面，他是一位優秀的思想家，能獨立思考，有創見；另一方面，他時時留意牧靈的需要，因為他所加入的修會就是以此為使命。
這比正視真正的他要容易，他是一個分分秒秒心繫牧靈的神學家，他的所言所行都以修會的雙重使命為依歸。從亞里斯多德到偽戴奧西斯，如果我們想在多瑪斯的思想中，找到第三個千年的方向，團體研讀以服務牧靈的想法是不會錯的。
然而多瑪斯談的不只是單一一個研讀團體，或一個總會書院，或省會書院。他指的是修會的每一個會院、小組、修院，每一個團體都是，或可以是，也應該是一個研讀團體。雖然偶而某個會省的某個會院或許比較像研讀中心，但每個會院都可以是一個研讀團體。尤其在今日，研讀佐理並不固定在某個會院，而是巡迴整個會省。
研讀團體的觀念也可以消弭某些會省中會士間長久存在的敵意，使那些直接從事牧靈宣講，輔導人靈的弟兄，能和幕後間接參與牧靈，只做研讀、研究和教學的博士們，合作共融。
研讀團體不是相反牧靈的純學術派，而是從研讀和教學的層面著手，共同努力從事牧靈。但若是某個研讀團體仍像過去一般，把自己定位成一個比在外傳教的弟兄更清高，更優越，或完全與牧靈無關的學術團體，那麼他們面對牧靈工作所顯露出的施恩高姿態，必然導致弟兄間的不和。
或許有人會說，有時團隊合作的模式未必適用於研讀團體。里昂委員會就是一個例子。因為它的研究太過精深，或太艱澀，不能和團體一起研讀。然而所謂研讀團體，並未要求某團體的每一位成員，都必須積極參與這個團體進行的讀書計劃。它只是希望這個團體能歡迎，支持，擁護這個計劃，使計劃的參與者不會感到自己被孤立，或不受歡迎。里昂委員會尤其需要弟兄們情感上的支持，因為它的工作很孤單，也很嚴格，而且很難看出成效，至少在幾年內都難有別人能懂的成果。
研讀團體的另一個成果，是能讓年長也因此更有智慧的道明會士，更了解年輕會士的方法和渴望。
在此我要再回到井邊的婦人。在她正在志得意滿的那一刻，覺得自己在村民中愈具份量時，她卻被無情的拋在一邊。因為愈來愈多的村民，在親耳聽到耶穌的話後，相信了祂。「現在我們信，不是為了你的話，而是因為我們親自聽見了。」（若四42）
的確，這就是門徒或是老師的命運。到了某個時刻，他們就成了多餘的累贅。別人會在他曾經播種並豐收的地方收割。如果一個門徒在成功時忘記：不論他的成功是多麼輝煌，持續多久，所有的門徒及神職人員，都只不過是救贖工程中的工具，那麼他們必然更難接受這種命運。
這是一個很明顯，無法逃避的事實：我們這些自稱為門徒。宣道者，導師的人，只不過是天主聖言的工具。在我們的宣講中，真正碰觸到人心的是聖言、聖神、及真理，而不是我們。另一個冷酷的事實是，現在我們起碼還是個不完美的工具，但有一天我們連這樣的工具也做不成了。我們的方法會變得僵化、敷衍、或是落伍過時了。
到那時，最令人悲傷的事不在於，我們原以為自己是永恆不朽的，如今卻被新的思想，或一群清新有勁，富有創意，步伐和我們不一致的年輕會士取代了；而是我們經常會像井邊的婦人一樣，被無情的拋在一邊！我們是否該因此頹廢、沮喪、一蹶不振呢？不！如果我們一直把自己看成是天主聖言的工具，而非主人，我們就不會有失望的空間。相反的，我們會歡欣踴躍，因為新一代的工具已經出現，可以接老一代的棒了。這種情形在William Hill會士的身上清楚的表現出來。
是什麼使老一代和新一代的工具團結合作，更有活力呢？是老成的會士更沉穩了。僅此而已嗎？還有新的一代不再趾高氣揚了；此外，更需要能塑造出好的神職人員及好的聖職工作的聖言團體。對聖言的熱愛會滋養出好的宣道者和好的証道。熱愛聖言，才能建立起好的團體。這種愛像泉水，從心中湧出，使人開放心胸，聆聽聖言，也彼此傾聽、這種愛使人清楚意識到，也牢記在心，自己扮演著工具的角色，更常常準備接受，並支持以任何新方式，表達對聖言的愛。最重要的是，這種愛使老一代能支持新參與者追尋愛的腳步。多瑪斯在研讀團體中的經驗，就是如此。雅博在多瑪斯被同伴嘲笑揶揄時，挺身而出，為年輕的多瑪斯辯護，因為雅博在這研讀的甜美中看到了真理。
相對的，這種催迫著新會士並賦予他們聖職新生命的對聖言的愛，也使新的會士意識到，自己在聖言面前，是如此卑微，如此脆弱，以至於他們要不斷的仰望年長，或甚至已日漸凋零的老會士，並從這些前輩的經驗中尋求勇氣。這些新會士由衷的祈禱：他們永不會落入魔鬼的圈套，不會想像自己是聖言不可缺的工具，或者是通往聖言唯一可行的道路。這樣他們的心靈就會盡量開放，接受聖言及真理之神。而當時刻來臨，他們被自己曾經牧養的靈魂冷落在一邊時，他們就不會頹喪、悲傷，而會歡欣喜悅，充滿希望的接受這命運。
我們永遠不知，何時必須面對這個赤裸裸的事實---我們對聖言的認識，永遠不夠。但這個時刻絕對會來到，而且很可能就在我們正為自己愚蠢的成就洋洋得意時。
也許在多瑪斯的一生中，也曾有這樣的時刻。當他的聲望正如日中天時，真理的寒風卻把他從雲端打下地面。你或許記得在William of Toccon所著的Storia 中有一則軼聞：1268-1271年，多瑪斯在巴黎時，他的同事請他就聖體聖事中的耶穌及沒有實體的存在這類問題，提供權威性的解答。因為這個故事是出自長年協助多瑪斯的得力助手Reginald of Pipero口中，我們沒有理由嗤之以鼻。據Reginald說，多瑪斯寫下這些問題的答案後，把筆記本帶到祭台前，放在十字架的基督前，請教基督他答得對不對。
那時Reginald和聖雅格書院研讀團體的其他會士，也在他身邊。他們看到基督走下來，站在筆記前說：「有關我的聖體聖事，你寫得的確很好。對於擺在你面前的問題，你的答覆又中肯又好。」據William of Tocco報導，耶穌的這番話，鼓舞多瑪斯的每個學生，也在多瑪斯的學生中廣為流傳。但在這段話後面，還附加了一句話，卻鮮為人知，也不曾被人引述過：「有關我的聖體聖事，你寫得的確很好；對於擺在你面前的問題，你的答覆又中肯又好。就一個人在今世所能了解，以及就人的理智能解答的程度而言，你答得很好了。」
任何門徒，譬如井邊的婦人，任何老師，像是多瑪斯，或是更廣泛的說，任何聖言及福音的傳報者，或任何參與道明會雙重使命的會士，在某個時刻，都必須面對這個殘酷的事實，那就是他最多也只是一個微不足道，轉眼即逝的工具。今天還在這裡，明天就不見了。多瑪斯逝世前三個月，當他回顧所寫過的所有作品時，對Reginald of Pipero說：「我的著作像草芥，非如神視之天界，不如封筆獻感謝。」我們這些職業宣道者及老師，經常忘記這一點，而我懷疑多瑪斯在寫論聖體聖事時，或許也暫時忘記了這件事。
我們並沒有優先權利，能看透天主的啟示。儘管我們偶爾會有一些體會，能激勵學生或同事一個小時左右，但我們隨時要準備被誤解，或甚至像井邊的婦人一樣，被拒絕。此外，如同多瑪斯在巴黎時一樣，我們也要隨時準備面對那無情的事實---我們終究是人，在我們面對神時，我們無能為力，永遠處於不利的地位。
我們和多瑪斯一樣，不論在這個，或下一個千年，我們都是在走向天國的途中，也都會受到我們人性的束縛。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能做的就只有盡人事。我們只能盡己之心，力求至善，僅此而已。但我們要清楚意識到，我們的至善，不是最高或最後的目標；而且也要敏銳的意識到，別人認為的最好，也許和我們不同，但我們要學習接納，即使我們可能常常不懂為什麼。
倘若真如我揣測，多瑪斯在巴黎時，曾陷入自傲的陷阱，那麼我們道明會士，我們這些「多瑪斯主學派」(如果我能用這個名稱)，就更容易在更大的誘惑上跌倒。而且我也曾在別處提過，經常我們把多瑪斯看成師傅，把他的神學大全看成某種聖經，完全忘記了：大全，充其量，只不過是撰述修會傳統的手稿作家或大全作家的登峰傑作。重要的是傳統。這傳統自創會之初，就一直不曾被遺忘。即使是在修會最軟弱的時刻，修會也記得，我們的目的是拯救人靈。教會託付給整個修會的唯一使命，就是宣講聖言及輔導人靈。
儘管道明會從未完全了解多瑪斯神學大全的思想，多瑪斯仍是道明會牧靈培育的最偉大代表。修會受託從事宣道及輔導的牧靈工作，光是知道該做什麼，還不夠，更重要的是，必須知道為何要做，並且要能跟得上時代，更深的了解人性，知道什麼能激勵人？什麼力量，不論是知性的與否，能塑造人，影響人？並使人代代改變，趨於至善。多瑪斯知道這一切的答案。因此當我們進入牧靈工作的第三個千年時，或許該從這方面，更深入探索多瑪斯留給我們的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