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明會簡史 威廉辛乃樸 會士 (William Hinnebusch OP)
在我負責培育期間，感到道明會歷史缺少中文資料，二年前發現辛內樸神父英文原著道明會簡史，不但適合陶成階段中的道明會士，為道明之家全體弟兄姊妹都有需要，至於教內同道為認識中世紀教會及天主教會四大古老修會之一的道明會，也值得參考。
爰請台大英文系熱心教友左婉薇小姐抽空翻譯，由本人再三校對，經過將近二年工夫，始得出版問世，感謝天主的助佑及譯者的辛勞。料聖道明在天必微笑樂於見此書為人傳讀。謹向去年逝世的辛神父及原著出版者致謝，慨允中譯本出版，不收分文版稅，也向本會多明我出版社致謝接受出版。
許思孟謹誌於高雄市中華道明會院
主 曆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日
約一一七○年，誕生在西班牙中北部舊卡斯提（Old Castile）王國布爾高省（Burgos）的小村加肋路加（Caleruega）。父親名古士曼（Don Felix Guzman），母親名若翰納（Joan of Aza），父母皆為貴族後裔。道明從小就在一位舅父神父那裡接受教育。
約一一八四年，前往帕倫西亞（Palencia）讀哲學及四年神學。
約一一九四年，加入奧斯瑪教區主教座堂咏經團（The Canons-regular of the chapter of the Cathedral of Osma）－不久陞神父－稍後陞任副院長（主教自兼院長）。
一二○三年，陪同奧斯瑪主教狄亞哥前往丹麥，路經法國南部遇見異端猖獗，夜宿旅館，與館主異端徒徹夜辯道，終將之歸化。這件事在道明心中撒下了創立修會的種子。
一二○六年，偕同狄主教開始在法國南部蒙培理一帶（Montpellier）作歸化異端徒的工作，以祈禱、徒步、乞食、克苦的方法進行宣講，這時道明改稱道明弟兄，創立修會的靈感漸漸萌起。
約一二○七年三月，狄主教與道明在法國南部方耀（Fanjeaux）附近的小村普義（Prouille）建立了一座女修院，為收納異端徒歸正的婦女，一二一二年成為道明會第一座正式女隱修院。
一二○七年底，道明受命全權管理及輔導這座女修院。道明創立男修會後，尚在瑪德里，羅馬創立了女隱修院，在波羅那籌備設立一座。這些正式女隱修院即為後來所謂的道明第二會。
一二○七年底，道明的領導者狄主教返回西班牙，不久在西班牙去世。道明和少數幾個同伴獨立進行歸化的工作。
一二○八年左右，在道明心中正式興起創立修會的意念。
一二一三∼一二一四年，道明及其同伴正式討論成立修會的事宜。
一二一五年四月，道明接受第一批弟兄道茂（Thomas）及塞拉（Peter Seila）發願，並接受塞拉捐贈的房屋，成為第一座臨時會院。
一二一五年六月，道明的宣講團體，以使徒式的絕對神貧為特色，獲得法國南部土魯斯（Toulouse）教區主教富爾克（Foulk）批准為教區修會。
一二一五年夏，富主教前往羅馬參加第四屆拉特朗大公會議，由道明陪伴。主教及道明向教宗英諾森三世（Innocent III）請求批准修會，蒙教宗口頭允准，惟先需選定會規，才正式批准。
一二一六年五月二十九日，道明在土魯斯和其同伴舉行修會成立籌備大會（Formative Chapter），同意採取聖思定典規（The Rule of St. Augustine）為修會基本會規並採用布萊蒙會的習慣法（Customs of Premonstratensians）作為修會清規。
一二一六年七月，富爾克主教撥給道明弟兄聖樂曼堂（The Church of St. Romain），為修會第一座聖堂，同年十月此堂蓋了會院，成為修會第一座正式會院，此時弟兄總人數約十六名。
一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教宗何諾理三世（Honorius III）正式批准道明的修會為清規詠經團修會（Canons-regular），土魯斯聖樂曼堂的會院為第一座正式會院（Priory of St. Romanus）。
一二一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教宗正式批准道明會為名實兩全的宣講者修會（Ordo Praedicatorum），授權全修會具有講道權，會士一旦發願即能奉修會長上命正式講道，惟此項特權日後受教會法限制。
一二一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前後，道明在羅馬聖伯鐸大殿獲得神視，聖伯鐸及聖保祿同時顯現，他並預見修會的發展，弟兄們倆倆相偕，前往世界各處宣講天主聖言。
一二一七年，道明及弟兄們選舉瑪竇弟兄為道明繼承人，同時為整個修會－實即第一座聖樂曼會院的長上，稱為隱修院長（Abbas），道明則保持監督權及會祖身份。此名稱自一二二○年第一次總會議開始，為總會長（Master General）名稱所代替，直至今天。
一二一七年八月十五日，道明在土魯斯舉行第一次派遣禮，派遣七位弟兄往巴黎建立聞名的聖雅各會院（Priory of St. Jacques），四位往西班牙，三位留在土魯斯，二位去普義協助修女院。他自己暫留在土魯斯。
一二一九年，道明在義大利波羅那聖尼閣（Bologna）會院負責培育工作，此會院（Priory of St. Nicholas）為一年前建立的，發展神速，其地位之重要與巴黎聖雅各會院相伯仲，為修會初期最重要的會院。
一二二○年五月十七日（五旬節日），道明會在波羅那聖尼閣會院舉行第一屆總會議（General Chapter），由道明召開及主持，訂定修會的行政體制，使徒工作方案，研讀進修與絕對神貧的法規。以上構成道明會初期會憲第二部份。從此道明會以完備而嶄新的姿態出現，成為當時教會最有力的信仰戰士的陣營。
一二二一年五月三十日（五旬節日），在波羅那舉行第二屆總會議，仍由道明親自召開及主持，訂定會省制度（Province, Provincial Prior），每年召開一次省會議（Provincial Chapter），時間在總會議之後。此屆大會設立五個會省，分別在法國、西班牙及意大利境內，同時決定在德國、匈牙利、英國、波蘭，斯堪地那，希臘等國建立會省。大會派遣會士前往波蘭及匈牙利工作，在此之前，聖道明已派遣會士到斯堪地那傳教。
一二二一年八月六日，道明逝世於波羅那聖尼閣會院，享年五十一歲，葬在會院聖堂歌經席進道的地板下。
一二二二年，道明弟子若堂（Jordan of Saxony）被選繼任道明為總會長。在其十五年任內，會省已增至十二個，會士人數增至數千。
一二二五年，派遣會士到希臘及聖地傳教。
一二五六年，修會成立後四十年，全會有十二個會省，約四百座會院，會士約一萬三千人。
一九八○年，全會四十二個會省，三個總會區，七千餘會士。
會祖道明
聖道明是一位充滿聖神的人，他之蒙天主召叫，是為能答覆教會的迫切需要：一個有素養的宣講者所組成的持久性的團體，因此在聖神的引導下，他創建了第一個使徒修會，即兼具默觀的獻身生活以及耶穌的十二使徒與初期教會之使徒生活。當教宗何諾理三世把這個原屬於主教的宣講天主聖言的使命委託給道明會時，教會第一次出現一個修會獲得宣講的委任權，其普遍性正如教會一樣，延伸到世界各地。因著這全球性的使命，道明不但為他所創立的修會，也為其他修會和司鐸們，敞開了宣講之門。
道明為他的修會所採用的是教會傳統的因素，如使徒式生活，會士團體生活，隱修式的清規，公唱日課，在貧窮中宣講。道明並把這一切融合為相互平衡的一體，使他的修會不但能滿足當代的需求，也適合於此後的許多世紀。
道明完成了會祖的一切工作，並得到了羅馬教廷的完全支持，因為就如教宗國瑞九世（Gregory IX）所說：「道明絲毫沒有違反在世教會的教導和權力。」他這種服從教會領導的態度，使他的修會得免於懷疑，使會士得免於錯謬，不像一些異端的團體，雖滿懷好意，卻因錯謬的教義而使一切弄巧成拙了。當一二三四年道明被封列為聖人時，教宗國瑞把他比做一位使徒，而總括了道明的一生，教宗說：「我知道道明是一個完全度宗徒生活的人，我們相信他現在一定與宗徒們在天上同享光榮。」
雖然道明所採取的修會制度，有很多是取自經年累積下來的隱修院的智慧，但他同時也吸收了一百五十年來，不斷實驗及改革所得的精華。從一一五○年起，一項依教宗國瑞七世命名的國瑞改革運動，就已在教會展開。這項改革是要大家回到聖經和宗徒的時代，作為汲取靈感及解決弊端的泉源，尤其為解決當時神職人員的弊病。後者通常是無知、不貞、冷淡、很少宣講。
為了尋求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一些熱心的神長和教友們，便致力於尋回初期教會那種簡樸和神貧的精神，而宗徒們所度的使徒生活，便成了他們的偉大理想。這些聖職的改革者創立了一種類似清規咏經團(Chapters of Canons Regular)的修會生活方式，就是仿效宗徒們的牧職和祈禱的生活，兼具隱修院的結構。因此清規咏經團逐漸的增加，一此修會便從其中發展出來，例如布萊蒙會(Premonstratensians)、維鐸咏經團(Canons of St. Victor)和吉貝定會(Gilbertines)。道明會從開創就是一個聖職修會，根源於清規咏經團。
一些對革新感興趣的教友，也同時組成了補贖團(Penitential Brotherhood)，致力於神貧、苦行和宣講。但由於極度的熱忱，導致一些偏激的思想，他們高喊實行宗徒的神貧才能作宣道，才能使聖事的施行發生效果。從這些在俗補贖團中，產生了一個分佈極廣，且無嚴密組織的團體，稱為苦行會，也就是稍後行乞修會(Medicant Order)之第三會(Third Order)的前身。方濟會在成立之初，便具有這種苦行會的特質。
除了以上所提的革新運動的發展外，在道明所處的時代，也可看到其他充滿生命和活力的訊號。在西方基督教界(Christendom)裏，人們享受著新的教廷領導，貿易的拓展，城市的興起，本國語言的推廣，國家的形成及理性的覺醒。雖然這些運動都未曾成熟，但他們播下的種子，卻在十三世紀開花結果，特別在士林哲學(Scholasticism)和初興的巴黎大學大放異彩。
十二世紀時，清規咏經團在他們所處的鄉村地區照顧教友，可說滿足了當時牧靈上的一種需要。但到了十三世紀，他們已不能應付由新興城鎮所造成的特殊情勢了。此時，道明會和方濟會的會士，因不受當時使徒工作的限制，且更有機動性，又因具有健全的神學訓練，使他們能照顧所在地城鎮居民之宗教上的需要。在當時法國南部一些繁華的中心和義大利中西部的突斯卡尼(Tuscany)一帶，邪說異端已相當盛行，而在其他富庶的城市中，很多居民和高級教士的貪圖生活舒適，對基督徒生活也造成了威脅。看到他們這種對世俗物質的眷戀，聖道明更肯定了使徒神貧的價值，而由於一個異端的興起，引導他走向基督徒信仰所面臨的需要。
道明約在一一七○年，生於西班牙中北部的小村加肋路加(Caleruega)，他的父親古士曼(Don Felix Guzman)和母親雅若翰納(Joan of Aza)，都是出身較低的貴族。自幼年起，道明就接受訓練，以便將來成為一個司鐸。這種選擇要早年決定，因為職業的選擇將決定男孩將接受的訓練，是做騎士或做司鐸。在他完成基礎教育後，道明的舅舅－一位神父－開始教他有關鐸職的知識。十四歲左右，他進了帕倫西亞(Palencia)的座堂學校，研讀哲學和神學。在當時很少有聖職人員像他一樣，接受了四年完整的神學訓練。在帕倫西亞的一次飢荒中，我們可以看到道明慷慨的美德流露無遺。他不但用了自己微薄的收入，更變賣書籍，以賙濟貧窮。大約二十四歲時，他完成了學業，就加入奧斯瑪主教座堂的清規咏經團(Chapter of Canons Regular of Cathedral of Osma)，不久就被祝陞為神父，稍後又升任咏經團的副院長。
創會的第一步
一二○三年，當道明任咏經團神父約十年後，聖神開始召叫他，去接受一個創會者的責任。一切好像都是很偶然發生的。當時他的奧斯瑪教區主教戴狄哥(Diego d`Acabes)，選派道明伴隨他到丹麥，為安排卡斯提國王雅風八世(King Alfonso VIII of Castile)之子的婚事。在行經法國南部時，他們碰到了一些阿比森派的異端者(Albigensian)，事實上，他們第一晚留宿的旅館主人，就是此派的一員。道明在奧斯瑪時所過的默觀生活，使他興起拯救人靈的熱忱，而這股熱忱此時開始在他心中燃燒了。因此他徹夜不眠地與旅館主人辯論，隨著曙光的初露，那人放棄了他的異端，而歸回天主教信仰。
雖然主教成功地為王子談妥了這樁婚事，但他們此行卻是功敗垂成，因為事後傳出公主去世的消息，另一種說法是她進了修道院。這件事在兩年後，當主教和道明再度前往丹麥要護送公主到西班牙時才知道。在丹麥時，他們看到丹麥的神職人員，在波羅的海地區的外教人中，熱烈地行事使徒工作，使他們深受感動。他們可能有意加入傳教的行列，便前往羅馬，主教向教宗請辭教區的工作。這項請辭未得教宗批准，而他們也不曾再回到丹麥，但道明對使徒工作的熱火，已被點燃，火力從未減退。這個熱火日後成為他傳給修會的一項重要遺產。
教宗英諾森三世(Innocent III)拒絕了主教的辭職，反而改派他到阿比森異端中工作，因為教會長久以來，就一直期盼著這批人的歸正。以前聖納德(St. Bernard)曾向他們宣講，而教宗英諾森也曾派遣特使團和宣講者到那去工作。
於是主教和道明秉著服從的精神，將他們的行蹤向西轉到法國。在抵達蒙培理(Montpellier)時，他們看到教宗先前派去歸正異端的特使們，其中有一位是熙篤會的院長阿爾諾(Abbot Arnauld of Citeaux)。而這些特使都已是氣餒萬分，因為雖然他們盡了很大的努力，卻仍是毫無進展。當主教仔細地聽完他們的敘述，而了解整個情況後，他提出了一針見血的忠告－你們必須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為異端者的領袖們所過的都是簡樸、刻苦的生活，他們長期的守齋，徒步到各地，像宗徒們一樣簡樸地傳教。所以主教對他們說：「把隨行的人員先送回家，然後兩個兩個相偕，徒步去宣講，就像宗徒們一樣，這樣天主必降福你們的工作。」他們深受主教的熱誠和遊說所感動，效法戴狄哥主教，把自己的隨行人員遣送回家，就如若堂(Jordan of Saxony)所記述的，只留下「日常生活所需及一些書籍」 。在分配好各個小組負責的傳教區域後，他們就分頭開始進行宣講。此後的幾個月中，他們天天在鄉間穿梭行走，向阿比森教徒傳報福音，也同他們辯論。每次辯論後，雙方都會把辯論內容的大綱寫下，交給對方。有一次阿比森教徒把一篇道明寫的大綱，扔到火中去試驗，他們三次把它扔入火中，每次火焰都把大綱毫無損毀地拋了出來。
戴狄哥主教和道明的成就之一，就是歸正了許多阿比森教派的婦女。他們在自己的大本營凡耀(Fanjeaux)附近的普義(Prouille)為這些婦女建了一座修院，這座修院後來就成為道明會第二會的第一座女隱修院。道明同時也成為這修院的院長、導師、以及規章的訂立者。這個職權是戴主教在一二○七年未回國時委付給他的，因為主教必須返回自己的教區去吸收新的宣道士，籌募工作的基金，並安排教區的工作。但他回到西班牙不久，就在十二月去世了，而羅歐(Raoul)特使也在同年七月去世了。
一二○八年一月，一個更大的災難降臨在傳教事業上，即阿比森教徒刺殺了特使坎伯鐸(Peter of Castelnau)，一個脾氣爆躁而沒有耐性的人，一向就和阿比森教徒水火不相容。教宗英諾森三世對此刺殺事件深感忍無可忍，而不得不向異教徒宣戰。當敵對爆發時，要做一個和平的使徒，幾乎是不可能的，但道明和少數幾個同伴，仍不顧一切挫折，堅毅地繼續宣講工作。
漸漸地道明意識到，只有一個修會才能不斷的提供教會所需的專訓宣講人才。以往的經驗告訴他，那些自願效勞的宣講人員，不但人數不夠，也常缺乏恆心到底。而凱汰異端(Cathar heresy)的特質又給了他另一個教訓，這些異端者的領袖都是生活簡樸，受過教育的人，對聖經的了解很透徹，所以在宣講時，有很大的說服力。道明在創建修會時，受了這些事實的影響，所以道明會士除了接受一般會士的責任外，還要有系統地研讀聖經。
道明一直忠於他的訓練和經驗。在他成立修會的當月，他就為會中的六個會士在土魯斯(Toulouse)的座堂學校註冊，選修史大汶(Alexander stavensby)的課。他自己對天主的聖言有很好的教育和很深的喜愛。他常常帶著瑪竇福音及保祿書信，並不斷以口頭或書信勸勉會士們研讀舊約及新約。研讀聖經是中古世紀研究神學的方法，聖經是一般學校及大學主要的教科書。其他所有的學科都是為了準備學生進入神學大師的研究班，以汲取教授們有關聖經最深的涵義。從這個背景去看道明在一二一七年八月把七個會士送到巴黎的事件，為我們便有新的一層意義了。道明喜歡把會院建在有大學的城市，如在波羅那(Bologne)、帕倫西亞(Palencia)、蒙培理、和牛津，因為他有意吸收附近的大學生進入修會。
創會的經過
一二一三至一二一四年間，道明和他的同伴在凡耀首次正式地討論修會成立的事宜。一二一五年春，當他們籌備就緒後，土魯斯(Toulouse)的主教富爾克(Fulk)宣佈他們為他教區內的一個宣講兄弟會。道明並接受土魯斯的兩市民：道茂(Thomsa)和塞拉(Peter Seila)發願，而塞拉就把他擁有的一些房子捐給道明。其中比較大的，就成為修會的第一座會院，道明和其他的弟兄就住在那裏，不久主教又把聖羅曼堂(Church of St. Romanus)給他們，做為團體祈禱的場所。就這樣，在主教的批准下，這個宣道修會開始有了一個小規模。
下一步就是要得到教宗對修會的認可。一二一五年富爾克主教出發到羅馬參加第四屆拉特朗(Lateran Council)大公會議，以道明為隨員，這時機會來到了。
若堂描述他們當時的計畫說：「他們呈請教宗核准道明和他的弟子成立一個修會，屬於宣道兄弟會，並認可他們由伯爵和主教的捐贈所得的收入。」但在批准的過程中，他們碰到了一些障礙，由於在大公會議的議程上有一項提案：禁止新修會的成立。因此教宗英諾森勸道明採用現有修會會規中的一種，並保證在此事完成後，批准這個修會的成立。
一二一六年春，道明和他的弟兄選擇了聖思定典規(The Rule of St. Augustine)並草擬了一些守則以為補充。這些便成為永久會憲的前半部。他們又適度的修改布萊蒙的會憲，作為會士生活的準則。至於有關修會使徒工作的法規，四年後才訂立，因為他希望從經驗中去尋找最適合一個宣講修會的會規和組織。一二一六年十月，他們給聖羅曼又「增蓋了一座會院迴廊(Cloister)，上面隔開一些適於讀書和睡覺的小房間」。道明再度回到羅馬時，他不但「得到了修會完全的認可，一如他所構想的，而在其他事項方面也如願以償」。一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教宗何諾理三世(Honorius III)（英諾森已於七月去世），頒發詔書核准修會為清規咏經團的一種，一二一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又再度頒詔書，表示贊同道明的創見，並欽准修會「名為宣道者修會，且實是宣道者修會」。何諾理教宗更稱呼會士們為「基督之不敗勇兵，拿著信仰的盾，戴上救援的盔，不怕那會傷害肉身的，而要勇敢地把天主的聖言，其銳利勝於雙刃劍，指向信仰的仇敵。」
修會的神恩
宣道會在當時是一種型態全新的修會，有史以來，第一個修會把宣講作為會士生活中完整的一部分，分享主教們的基本職務－宣講天主聖言，而且是由普世教會的首席主教教宗頒賜的使命。道明會的宗旨，就在把一群受過教育和訓練的宣道者提供主教們，好能在艱辛的宣講工作上協助他們。拉特朗大公會議呼籲主教們指派這類宣講助手，以解決教會長久以來的需要，做經常及有效的宣講，尤其是在鄉鎮和城市中。雖然宣講工作日後也開放給其他修會，但道明會的聖召仍然是關懷教會宣講方面的需要，因此宣道仍是道明會特殊的使命和責任。
在一月二十一日頒給道明宣講使命的詔書前後不久，道明在羅馬聖伯鐸大堂的一次祈禱中，看到伯鐸和保祿的顯現。這是含有先知性的一種神視。伯鐸交給他一根宣講者的牧杖，保祿交給他一本福音。他又聽到他們說：「去宣講天主的福音吧！你是為此而被召叫的」。隨後他又看到他的會士們倆倆相偕，到世界各地去宣講。
道明神視是真實的，也正好抓住了道明的宗旨、特徵和精神。這次顯現也戲劇性地重申了教宗何諾里最初頒給修會的一封詔書中所說的：「天主不斷地使他的教會有新的子民結實虆虆，願意我們的時代媲美於初期以及從事傳揚天主教的信仰，因此召叫你去度一個神貧和清規的生活，致力於宣講天主聖言，及宣揚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聖名，直至天涯地角。」
一月二十一日的詔書，伯鐸和保祿的顯現，也許包括法國南部令人沮喪的情況，這些因素使得道明決定把他的會士早分散到各地去工作。他的會士和朋友都想要勸阻他，就如若堂所寫：「照他們的俗見看來，道明好像是在拆毀，而不是建築一棟他自己奠基的大樓。」而道明對這些意見的回答是：「種子唯有散播出去，才能多結果實，若貯藏起來必致腐爛！」他又鼓勵他們勇敢的前行，不要畏懼，並保證會為他們祈禱，他們必會成功。一二一七年八月十五日，聖母升天節日，道明派了七個會士到巴黎「去讀書、宣講，並建立會院。」派了四個會士到西班牙，其餘三人留在土魯斯原地，兩人留在普義幫助修女，他自己也留在那個地區，直到十二月十三日，才啟程到羅馬，在他經過米蘭和波羅那時，就在這些地方給將來修會的成立鋪了路。
成長與組織
從十二月到次年（一二一八年）五月中旬，道明一直留在羅馬為他的修會請教別人的意見，此外他也宣講並取得一些推薦信函，好讓他的會士在到達一個城市時呈遞給主教，以便在當地成立會院。這些信件不但讓我們看到道明是如何的信賴教宗，同時也幫助我們追蹤在法、德、西、和義大利成立會院的情形，以及給我們確證修會的名稱，使命和志願的神貧。
在羅馬時，道明吸收了雷吉那(Reginald of Orleans)進入修會。這人有非常的吸引力，一個很有能力的宣道士、教師、和行政者。在他成為會士之前，已有輝煌的經歷，曾做教授和擔任教區職務。進會不久，突然身染重病，高燒不退，在道明的祈禱下，他才得以復原。原來聖母曾顯現給他，給他傅油，並將一件道明會的會服展示給他，表示贊許他的新聖召（進道明會）。這年（一二一八年）末他成為波羅那會院的院長，他的領導和宣道使得道明在此時所建立的會院，變得和在巴黎的會院一樣堅強和具影響力。
當一二一八年五月，道明離開羅馬時，他開始了一次巡迴訪問，途經義大利，法國南部、西班牙、巴黎和波羅那，直到一二一九年七月才結束。在訪問的途中，他一方面吸收新會士，另一方面也成立新會院，如在波羅那、里昂、塞各維亞(Segovia)、蒙培理、巴揚奈(Bayonne)、利馬基(Limoges)、可能也包括連姆斯(Reims)和麥次(Metz)。在巴黎時，他發現那邊已有三十個會士，他們充分利用大學所提供有關教育和宣道的機會。此外，若堂(Jordan of Saxony)，一位神學學士，一個註定要成為他的繼承者，表示願意加入他的修會。這真是收獲豐盛的一年，不但會士和會院的數目都增加了，道明也聚積了很多有關修會的資料和經驗，使他更知道會士們要如何度修道生活，並完成他們的使命。他也了解要如何遵守神貧，及需要什麼法律以建立良好的行政管理，和指導牧職工作的進行。
在波羅那時，道明很高興看到他一年前成立的團體，在雷吉那的領導下，已由幼雛成長變為一個堅強、有活力的團體，擁有很多學生和知名的學者，如克羅蘭(Roland of Cremona)。此時道明親自接管了波羅那的工作，派雷吉那到巴黎做院長。但雷吉那抵達巴黎數月後，還未能發揮他在波羅那所得的經驗，就去世了。雖然如此，當若堂在道明手中發愿，天主便為雷吉那和道明提供了一位繼位者，而若堂更在吸收新人一事上，超越了前二者，他在一二二二至一二三七年的總會長任內，總共招募了上千的會士。
現在道明已開始進入他生命中最後、也最豐硬的階段，他逐步的使修會趨於穩定和具有個性(identity)，即使它有明確的使命和認清完成使命的方法。對此有重大貢獻的是一套完美的法規及有效的行政管理。這些成果的開端是他到維特堡(Viterbo)的教宗宮廷作了幾次晉謁，收到教宗一連串的推薦函，並在羅馬停留了幾個月。在駐留羅馬期間，教宗並委任他監督聖西斯篤女隱修院的建造。這些工作使他從一二一九年十月底一直忙到一二二○年五月。在工作的同時，他也發出信函，要各會院派代表參加五月在波羅那舉行的總會議。
至此可說召開總會議的時機已成熟，因在一二一六年時，只有一、二個會院和少數的會士，誰也沒有足夠的知識和經驗，可為一個有史以來，第一次把默觀生活和使徒工作合併的修會制定法規。現在道明的理想已經過時間的考驗，而他的巡迴訪問也為行政管理的設立鋪了路，使他能為一個世界性的修會，制定一套包括宣道、讀書、神貧生活及新會士陶成的法規。在他召集總會議時，他就聲明他願意會議以民主方式，透過代表及參議的方式進行。
一二二○年全體大會──總會議
一二二○年五月十七日，值聖神降臨節主日天，隨著第一屆全體會士大會的揭幕，道明會行政的兩個組成要素便開始存在－總會長和總會議。
當大會開始進行時，道明提出辭呈，使得與會代表大吃一驚。他說：「我應該要辭去這個總會長的職務，因為我不適合擔當也無法勝任。」這是謙虛，卻也是實話。因為在大會結束後，修會就已經可以獨立，他的個人領導也不再是不可或缺的。更何況，他的健康情況正日益惡化，經年累月的工作，嚴格的苦修和不停的四處奔波，已在他的身上刻畫出痕跡。但會士們不願接受他的辭職，因此他只得順從他們的意願，但堅持在會議中要以全體大會居最高權威，他自己也將服從會議的決定。這種情形到現在仍是如此，總會長作主席，是同地位中的第一個，而每位會議員享有同等的權力，在投票時也佔有同等的份量。總會議擁有修會中最高的行政、立法、司法權力。
此次大會也為會憲增添了一篇序言，頒給各長上重要的豁免權。
「長上權宜情況，有權給他會院的會士豁免會規，特別是寬免那些會妨礙研讀、宣道或靈魂利益的事情上，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修會自始就是為宣講和拯救人靈而創立的。我們的研讀應首要地、熱切地及盡最大努力地，達到幫助近人靈魂的目的。」
這篇序言是道明會使命和精神的結晶。而道明會的豁免權正是為便利修會的聖職工作，並使聖職工作與修道生活相調和。因為二者為達成修會宗指同屬必要，卻又很自然的形成一種緊張的情勢，使默觀生活和福音工作和諧並行，非有很大的努力不可。而事實上，這種緊張的情勢也存在於教會本身，就如梵二所言：「教會雖急於傳教行動，卻又致力於默觀生活。」
道明把祈禱的獻身生活和使徒工作結為一體，這並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標準。他自己在實際的生活中，就已將二者融合，而消除其中的不和諧與緊張。雖然他是受聖神領導，而享有很大的祈禱的神恩，但從有關的資料顯示，他的默觀的基本要素為所有道明會士都可以做到的。范吉樂(Gerald Vann)在寫下面這段話時，很可能就想到了道明，他說：「一個默觀的人，就是一個祈禱的人，也就是對天主深心關注的人。」道明不論白天、晚上都祈禱。雖然他忙著宣道、工作、四處訪問，但他一定會騰出時間來祈禱，他常是一個在天主台前深思的人。
縱然如此，但當一個人面對兩種無法同時達成的要求時，還是會感到衝突和緊張。為了要改善這種情況，道明創立了功能豁免權(Functional Dispensation)，這在修道生活上是一種創新，以便利讀書、聖職和拯救人靈的工作，這樣他的會士就能很安心的讀書、宣道或從事其他使徒工作，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此時就和在教堂內一樣，都是在侍奉上主和遵守會憲。豁免權也給他們的生活帶來很大的彈性、機動性和天主子民的自由，好能自在安然地去做天主的工作。為了擴大這個自由，道明很清楚地指示，修會會規本身不受罪的束縛。
道明要他修會中的人都是福音使者。教會付給修會宣揚天主聖言的使命，但也由自身的經驗知道，只有不斷的祈禱和在天主台前的默想，才能適當地宣講天主的聖言。雖然他規定大家要有系統的研讀聖經，但他也知道天主聖言是上天的真理，光憑人的理智是無法徹底探測的，聖言的宣講應是祈禱體驗的果實，這果實成熱時就成為愛德。他要求他的會士體味天主的聖言，成為祈禱的人。所以除了研讀之外，祈禱生活也是他們成為使徒的另一條件。
一二二○年總會議在通過會規後，便圓滿結束。會規包括宣講、讀書、神貧、視察和組織會院以及總會議召開的程序。會議規定每個會院必須有一位教授(講師)，因此奠定了此後修會學校的基礎，同時也規定更嚴格的神貧。原來在一二一六年成立大會中(Formative Chapter)，會士們曾決定「放棄任何財產，免得因操心世俗的財物，而妨礙了宣講工作，暫時只保留固定的收入」，而總會議則規定「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接受財產和固定收入」。修會將信賴天主的照顧和信友的奉獻而生存。宣講者將如同福音使者，成對的徒步出外宣講，「他們就不接受，也不攜帶任何金銀財物或禮品，只有食物和書籍例外。」
總會議確已達成它的任務。在道明的妙手處理下，可能不超過三十人的與會代表，其中包括從巴黎來的神學家，和來自波羅那的民法和教法專家，完成了一件偉大的工作。他們替修會訂立了一套強而有力的行政制度，訂立了明智的會規以指導修會的聖職工作。從此道明的工程將永垂萬世。
在大會結束後，道明即投進了一項宣講活動，擔任教廷特使團的團長，到義大利北部宣道。在經過隆巴帝(Lombardy)時，他得有機會訪問在米蘭和伯加摩(Bergamo)的會院，也許同時已為彼亞先沙(Piacenza)成立會院做準備。在回波羅那時，他決定要為戴安娜(Diana d` Andalo)和她的同伴成立一個女隱修院，因在他的指導下，戴安娜於一二一九年曾發愿獻身修道生活。雖然道明在當年十二月去羅馬前，委託了四位會士協助修院的成立，但直到他去世後，這個修院才真正得以成立。
道明留在羅馬到一二二一年五月中旬。在那段期間，他向教宗報告了在隆巴帝的宣講工作，跟羅馬教廷商議修會的事務，以及建立聖西斯篤(St. Sisto)女隱修院。此外，他也在教堂中宣講，和隱修者交談，指導聖西斯篤的隱修女和在一二二一年二月來到聖沙比納(San Sabina)的會士。道明也在這年三月間派了兩個會士到熙納(Siena)，他籌劃在法國麥次(Metz)、斯比勒(Spires)和丹麥蘭德(Lund)成立會院，他接到教宗給亞眠(Amiens)和彼亞先沙主教，以及給瑞典西都納(Sigtuna)人民的推薦信函。此外，他又為修會取得使用聖石祭台(Portable Altar)的特權，這樣他的會士在他們的聖堂未完工前，就可設置臨時的聖堂來舉行彌撒，而不需借用堂區的聖堂。
一二二一年總會議
第二屆總會議在道明主持下，於一二二一年五月三十日在波羅那召開。雖然我們不知道會議的詳細情形，卻知道在此次大會中曾制定會省及省會議，做為行政管理和聖職工作的中層制度。修會的行政管理此時也具體的表現出它的集體制和分層制，這在民主國家是非常受重視的。在開會期間，道明也在隱修院制度上做了另一項創新，即聲明修會的會規不受罪的束縛。這一點，幾年後開始被一些不認識他的會士懷疑，因而一二三五年總會議把它正式列入會規。道明尊重會士之天主子女的自由，希望他們的行為是受聖神推動而自我負責，而不是因為怕犯罪而行動。這樣的信任就像一條金線一樣，貫穿了整個行政管理和修會的生活，而以集體性、分層負責和自我負責做為特徵，這是道明給他的會士們留下的贈禮。在這些事上，道明會的做法就和十三世紀的趨勢相同，這個世紀的特點為使用代議制做為國家及市政的管理方法，並喚起各種自由團體或地區組織，同業公會、慈善機構、善會及大學等。他們全都是採用選舉和派代表的方式來從事行政管理的。
會省由省會長和省會議管理，是修會的分會，結合若干會院而形成一個會省行政單位。一個會省的每一個會院都有權派它的院長及所選代表出席省會議。這種會議沒有權修訂會憲，但可根據院長和代表們的意見，頒布有關會士生活、讀書、教課和使徒工作等方面的守則和訓誡。省會議選舉省會長，監督省會長、院長、教授及修士等的言行，並作成請求或建議呈送總會議。省會議的一項常久因素，就是講道大師的出席(Preachers general)。他們都是很出色的講道家，每一會院指派一名。他們給大會的審議貢獻出自己的智慧和經驗。自一四○七年，神學大師也列為省會議議員。特別由於這些大師的出席削弱了會議的民主性質，而這些人的數額理論上是不受限制的。省會議會員資格不斷的變換，使會士們由廣闊層次所得的智慧、經驗和理想，得加以利用，以提供會省、修會及教會的公益。
稍後由於會省的規模逐漸擴大，劃分為視察區(Visitations)。省會長任命一位視察員，以巡視各區的情況，評定他們的表現，並列具建議呈送省會議。各區也設立了一些學校，這點以後再提。
在中古世紀時代，會院是修會中最重要，也是最小的行政和地區單位，雖然它是在會省的管轄下，但仍保有自治和其他很多的權利與義務。它是由一個團體選出的院長來管理。會士們就生活在這會院所造成的氛圍中，而也在這樣的氣氛幫助下，從事傳教工作。當各會院的士氣高昂時，會省和整個修會便感到順利；但當士氣低落時，會省和修會就像癱瘓了一樣，一切作業都困難。
一二二一年後的幾屆總會議完成了會憲的修訂，因此到一二二八年時，道明會已可宣稱它的行政制度已發展健全了，這樣的行政制度是在君主政體的施政方式與民主政體的集體管理之間，取得平衡與整合。集體性、分層負責和代議制度，是這個制度突出的重點。在使用得當時，道明會的會憲確可促進修會的工作，因為它一方面適度地注意到會士們的理想與願望，另一方面也給予伸縮性，使修會得以擴大成員、地區及工作的種類，因在立法時，它就已注意到不斷的調整自己，以適合新的時代和新的社會。
聖道明之死
道明充實了他生命最後的六個星期，因他在第二屆總會議結束後，曾走遍隆巴帝竭盡心力去宣講。七月底當他回到波羅那時，已開始發高燒了。於一二二一年八月六日，耶穌顯聖容節日逝世於本會聖尼閣(St. Nicholas)會院內。他曾如此明智的籌劃，如此謹慎的管理，如此好的組織修會的行政，使得這個修會在他去世後，仍能穩立而發展。他被安葬在會院聖尼閣教堂內，就在他會士弟兄的腳下（歌經席進道下）。教宗國瑞九世於一二三四年七月三日封他為聖人，把他比做宗徒及偉大的會祖：聖本篤、聖伯納和聖方濟，而聖道明也確實如此，他的熱火從未熄滅。
十三世紀是道明會最偉大的世紀。修會充滿了活力與熱忱，因而吸收了，也造就了很多傑出的人才，它的理想及所採取的方法配合當代的潮流，並表現出一個保持原始精神與活力的內在力量之特性。這個力量因著會士人數的急遽增加而增強，使修會得以進入新的地區從事聖職工作。聖道明在世時，修會已在法、義、西、德和斯堪地那(Scandinavia)奠基。一二二一年第二屆總會議在他主持下，曾將歐洲分為八個會省(實際五個會省，三個在籌備中)，並派遣會士到匈牙利，波蘭和英國。聖道明去世時，約有二十個會院及將近三百名會士了。
此後三十五年內的成長是非凡的，我們由宏伯•羅曼斯(Humbert of Romans)一二五六年寄給法王路易九世的一封信中，可推知當時已有一萬個神父了，或許可加上三千位初學修士，讀書修士和輔理修士。這樣修會人數共為一萬三千人。部分統計顯示此世紀終時，會士共有一萬二千六百人。總會議在一三三六年時曾下令清查人數，但即使有作統計，也沒有任何數字存留下來。一三四八年至四九年時，因黑死病的蔓延，使會士總數和聖職人員都大量削減。在中世紀的剩餘年代中，修會因情況不穩，無法順利的吸收新會士。
我們也可參考三篇會院的目錄，看出修會成長的幅度。第一篇目錄記載自一二七七年起，有十二個會省和四○四個會院。第二篇自一三○三年起，顯示有十八個會省和五百九十個會院。一三五八年的目錄，沒有記載新會省，但會院的數目已經增加到六百三十個，直到人們開始往美洲和亞洲移民時，修會的成長才減慢下來。一三五八年後，法國的會省成立了將近二十個新會院，二個德國的會省也呈現出相同的成長率，而在英國只有一個會院成立，斯堪地那的會省則保持原狀。
道明隱修女的隱修院由道明死時的四座、分別為普義、聖西斯篤、馬德里和西班牙的聖德範(St. Stephen of Gormaz)、到一二七七年時，一躍為五十八座。一三○三年時，有一百四十四座，到一三五八年時，已有一百五十七座了。尚有其他隱修院的修女遵守道明會的會規並穿著道明會服，但屬於主教的管轄，通常道明會士照顧她們的靈修生活。
隨著會士和會院的增加，各會省開始感覺到行政工作的繁重，但一直到本世紀末，由於各團體基本上都不願分散其本身的力量，而使總會議要重新劃分會省的計畫不得實現。一二九四年，西西里(Sicily)王請求教宗將其王國中的道明會士獨立為一新的會省，脫離羅馬會省的範圍。接著在一三○一至一三○三年，阿拉岡(Aragon)會省也自西班牙會省中獨立，同樣波西米亞(Bohemia)自波蘭，撒克森(Saxony)自德國，土魯斯自普文斯(Provence)，都分別獨立成會省。此後至十四世紀末，都無新的會省產生。
道明會的領導與生活
修會因繼承了聖道明強烈的自我認同意識，而有助其成長與發展。這種認同的特點是祈禱的精神，對拯救人靈的渴望，熱愛聖經，對研讀和學習的重視，以及對宣講的使命與方法有敏銳的察覺。這些特點產生了修會的家庭精神和不破的統一性。在此世紀中，另有兩個因素提高了修會的認同與統一的意識，一為統一的禮儀，另一為多瑪斯的神學。
修會擁有繼承道明的五位總會長，可說是非常幸運，這五位為若堂(一二二二~一二三七)、雷孟(Raymond of Penyafort)(一二三八~一二四○)、魏德浩(John of Wildeshausen)(一二四一~一二五二)、宏伯•羅曼斯(一二五四~一二六三)、和真福若望•維瑟里 (John of Vercelli)(一二六四~一二八三)。他們都是多才博學且有特出美德的人，(教會已列封雷孟為聖人，並列封若堂及維若望為真福。)他們很尊重會祖原有的靈感，但也鼓勵修會在原有的基石上，繼續作健全的成長與發展。在他們任期內，尤其若堂在位期間，修會達成了基層的發展。在這五任會長的領導下，修會完成了組織及擴大了學校制度和聖職工作，即從事宣講，國外傳教以及為教會與人群服務。最後一任繼任者去世後的二十五年期間，所繼位的總會長莫不因任期太短，或遭遇困難過大，無法像前人一樣提供強而有力的領導。他們包括穆紐•撒摩拉(Munio of Zamora)(一二八五~一二九一)、貝德範(Stephen of Besanson)(一二九二~一二九四)、被列為真福的波卡西諾(Nicholas Bocasino)(一二九六~一二九八)、此外有祁瓦瑞(Albert Chiavari)(一三○○)，和尤納德(Bernard of Jusix)(一三○一~一三○三)。在這段期間，修會原有的活力減弱了，而其動力也變得遲緩了。
由於聖道明去世後不久，有很多會士成為主教，使修會開始擔心是否人才會繼續的外流。若堂為了扭轉這種趨勢，曾下令若未經准許，會士不得接受推選為主教。但他畢竟不能限制教宗的權柄，因此會士仍不斷的晉升為主教。一二二四年，教宗英諾森四世晉陞胡郭•聖吉爾(Hugh of St. Cher)為樞機主教，他是道明會內第一位接受紅冠的人。在中世紀結束前，會士中有戴伯鐸(Peter of Tarentaise)(即真福英諾森五世)，及波卡西諾(即真福本篤十一世)都曾任教宗。二十八位道明會士做了樞機主教，更有許多任職主教。其他會士也有擔任『教宗宮庭神學顧問』 (Master of Sacred Palace)、聽告司鐸、專任司鐸(Chaplains)，或在教宗宮廷擔任次要的職務。雷孟是教宗的聽告司鐸，也是一位能幹的教法專家。他曾為教會做過一項重大的貢獻，即編輯教會法律，這本名為「國瑞九世教令集」(Decretals of Gregory IX)，是一二三○年由教宗國瑞九世委任編纂，而在一二三四年由教宗公布，作為當時教會唯一正式的法典。
道明會的神學家和主教們參加中世紀的各屆大公會議。明確的證據顯示修會對第二屆里昂大公會議的貢獻－這是第一次有道明會士扮演重要角色的大公會議－那就是宏伯•羅曼斯應教宗國瑞十世的要求，為加請主教及總會長們出席大會所寫的一篇論文。在文中他著重於教宗對此次大公會議所訂的目標，即聖地的安全、希臘正教與天主教的合一，以及教會的改革。三十位道明會的主教參加了此次會議，其中包括聖大雅博(Albert the Great)和一些修會的神學家。在大會中，莫威廉(William of Moerbeke)，一位在希臘工作的道明會傳教士，和康若望(John of Constantinople)，一位方濟會士，帶領大家以拉丁文和希臘文高唱信經，以慶祝兩個教會在大公會議中所達成的合一。莫威廉是以翻譯早期的希臘作品著稱，他曾應會士多瑪斯、亞奎那(Thomas Agutnas)的邀請，將部分希臘作品譯成拉丁文。而多瑪斯卻死在前往參加大公會議的途中。
除了聖道明之外，教會還列封了下面幾位中世紀的道明會士為聖人：雅欽(St. Hyacinth)、伯鐸•維羅納(Peter of Verona)、瑪加利大•匈亞利(Margaret of Hungary)、雷孟•奔亞福（St. Raymond de Penyafort）、聖大雅博(Albert the Great)、多瑪斯•亞奎那、孟雅妮•蒙布山(Agnes of Montepulciano)、加大利納(Catherine of Siena)、文生•斐瑞(St. Vincent Ferrer)及安東寧諾(St. Antoninus)。此外，修會也敬禮真福者，即二十一位男會士，十七位女會士包括若翰納、即聖道明的母親、兩批同時殉道者，及五位個別殉道者。
一二三三年若堂把聖道明的遺體從一二二一年安放的磚製地窖中移到一個普通的大理石墓中。一二六七年維傑理又將其遷移到半浮雕的石棺中，以表揚聖道明所扮使徒及會祖的角色。這項裝飾工程歸功於尼閣•比薩諾(Niccolo Pisano)－也許還靠一位輔理修士威廉•比薩弟兄(William of Pisa)的幫助。雖然這個墓地反映了修會在第五個十年代，所達到的影響及聲望，但同時也象徵了修會已脫離道明所嚮往的，也是修會早先所實行的簡樸。這個墓的現有型式，是經過許多改變與添加，而逐漸形成的結果。這些改變是由許多著名的雕刻家作成的，包括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同時代的韋伯鐸的墓，現仍在米蘭的，可顯示聖道明一二六七年的墳墓的原有型式。
修會的管理與會規
自聖道明死後至一二二八年的總會議，完成了全會及會省的行政制度。授與各會省更大的自治權，授與省會議更能控制被選的職員，平衡並維護省會長和評議員在總會議裡的相對權力。又提供一個經由連續三次總會議而制定會規的方法。此外，他們禁止會士在旅途中騎馬，攜帶錢財，或吃肉。一二二八年的總會議增訂了很多類似的限制，並新設了四個會省。這次總會議和一二三六年的總會議稱為非常總會議，也就是說在權力和組成上，相等於三個普通總會議。從一二四五年起，科隆(Cologne)，蒙培理，特理爾(Trier)，倫敦(London)，布達佩斯(Budapest)和麥次都曾為總會議召開的地主城，使歐洲各地的會士聚集一堂。雷孟任總會長時，他曾把會憲編為更合邏輯及法條的形式以便查閱。這個形式一直保留到一九二四年才再度更改，以便使會規與一九一八年公佈的聖教法典相配合。
若說雷孟編輯修會的會規，宏伯•羅曼斯則可說具體化修會的精神。他辭去總會長之職務後，寫了一些對道明會特質有顯著影響的書，這些書都珍藏了他的思想和豐富的經驗。他的著作包括討論修道生活，搜集講道材料和大綱，並為當時的教會問題提供了解決的辦法。他對後代的影響主要在於一篇相當長的聖思定典規的靈修闡述，未寫完的會憲註解，一本論修會職務的書，在這本著作中，他將各職位，上自總會長，下至修院的守門者所應負的責任及實行的方法都詳細指出。印行的會憲，直至上一世紀，都附載他這篇著作。從修會半正式的接受這本書及其註解，我們可看出修會把它們視為對修會的精神和聖職的一個著名的敘述。
道明會禮儀
修會之致力於尋找一種屬於其本身的特殊禮儀，目的是在強調修會對朝拜天主和祈禱生活的重視。至於尋求統一的禮儀，明顯地從道明的時代就開始了，它的結果就是形成了一種初期的道明會禮儀和日課。為了求得更大的一致性，於一二四五年修會委任四位會士從事校正。他們的校訂雖然於一二四八年為修會所接受，但後來還是發現有不盡完善之處，於是一二五四年總會議再度委託宏伯•羅曼斯，即剛選出的總會長，做進一步的修正。他在一二五六年完成了這項工作，也在同年為總會議批准，教宗克肋孟四世(Clement IV)也在一二五六年給予教會的認可。這道明會的禮儀便成為修會合一的橋樑，直到梵蒂岡二次大公會議後禮儀改革為止。
會士與隱修女
在十三世紀中葉，修會解決了另一個自家的問題。由於道明死後，隱修院的數量急速增加，使得一些會士擔心會有損於修會宣講的聖職。這個威脅的嚴重性可從一個慣例看出，即修會須派駐一些會士於隱修院，以照顧隱修女靈修上及物質上的需要。因這項工作不斷要求更多會士的參與，於是在總會長雷孟的請求下，教宗宣佈豁免修會此項職責。但由於兩所最老的隱修院，即位於羅馬的聖西斯篤，及位於波羅那的聖雅妮修院向教宗陳情，於是教宗宣佈這二座隱修院不受此項規定的限制，然而當事情好像平靜下來後，樞機主教胡郭•聖吉爾也是教宗駐德國的大使，卻又將這洪水的閘門打開了；他下令德國的道明會士像以前一樣地照顧隱修院。於是魏德浩將此問題在一二五二年的總會議中提出，會中詳細舉出修會優先的使命在於拯救人靈，國外傳教、要求研讀，及熱誠的宣講，而管理隱修女並不是一個優先的項目，教宗英諾森四世也站在會士大會的這一邊，因此下令只有普義和聖西斯篤修女院可以有會士的協助，其他的隱修院可保持其原來的會服和會規，但不能要求道明會士的幫忙。
但這只是個空的勝利。一二六七年隱修女們也獲得了她們的勝利，因教宗克肋孟四世（Clement IV）宣布把隱修院歸入總會長的管轄。這算是一個妥協的辦法，即修會只管修女的靈修，宣講和聽告解，而不負責料理他們的俗事。這樣，合一的聯繫因而恢復，一直保持不斷，即是脫里滕大公會議(Council of Trent)決定將所有隱修女歸於主教的管轄權下，也不曾打破這聯繫。
與隱修女之間的爭執尚未平息之前，宏伯•羅曼斯就已經在努力統一她們的生活了。在此之前隱修女們以聖道明給普義修院的初期會憲，作為生活的準則。這會憲稱為《聖西斯篤典規》 (The Rule of San Sisto)。修女們在一二二八年至一二三二年間，又加入了一些規章，使她們的生活更能與神父及修士們的生活合一。此外，總會長和省會長也曾為各隱修院訂定適合當地的規章。宏伯•羅曼斯為了要整理這些紛紜雜亂的規章，在一二五九年給隱修女們頒佈了修訂的會憲，這個會憲於是成為所有隱修院的會規，直到一九三二年。
牧靈工作的危機
正當這些修會本身的問題即將解決時，修會碰到了它的第一個危機。會士們原希望與主教及教區牧職人員合作，這也是教會的意旨，而很多主教和堂區神父也表示歡迎。但一二四○年後，很多神職人員對這個新的修會的敵意已很明顯了。修會會士的增加，宣講聖職的組織化，和他們的成功，都使他們遭到別人的反對。當主教和教區神父意識到，會士們的聖職工作已超出他們的控制範圍時，他們其中很多人就開始嚴厲地阻礙行乞修會的工作。到此世紀中葉時，這種爭執已形成一個危機了。他們的攻擊已威脅到道明會和方濟會的生存了。
這場爭辯主要為了如下的問題，即會士是否能不受主教的管轄，他們所擁有的特權，他們的聖職工作，特別有關宣講，以及所得經濟上的報酬。如果反對者獲勝的話，這些新修會創立的意義就被否定，而修道生活的發展也會倒退幾個世紀。幸而，幾位教宗都很支持這些會士，因教會既然建立了這些修會，同時也發現他們在促進教會的公益上是很有價值的一臂。
當巴黎大學也捲入這場爭執時，危機就更尖銳了，因為大學想要終止對會士的教學。一二五四年十一月，教宗英諾森四世因受夏威廉(William of St. Amour)和校方代表們的鼓動，發出諭令，宣布取消會士的特權，並將他們的聖職工作置於教區神職班的管轄下。幸好他們的勝利並沒有維持很久，因兩星期後教宗英諾森四世就去世了，會士們宣稱是因他們的祈禱，教宗才去世的。論如何，繼任的教宗亞歷山大四世(Alexander IV)在諭令公佈後一個月，就予以廢除了。
至於有關聽告解的爭辯一直進行到一二八一年，那年馬丁四世(Martin IV)授與道明會士和方濟會士在各地聽告解的權力，只要他們得到會院院長的許可，就無需再獲得進一步的授權了。他不但支持會士的聖職，同時也正式批准信友的自由，可向任何一個有聽告解權的神父辦告解，只要他們每年一次向本堂神父辦告解即可。這在增加良心的自由和懺悔聖事更有益的領受上，向前邁進了一步。然而爭論仍繼續進行著，一三○○年博義八世(Boniface VIII)做了一個像政治家似的妥協，解決了一些急迫的問題，給雙方都一點權益。會士的宣講將不受任何限制，除非主教在講道或在主教面前講道則例外。至於聽告解，會院院長要給主教呈送那些有資格聽告解的神父名單，如果主教不願接受這些推薦的神父，他們仍可進行宣講和聽告解。這兩項聖職工作權都是教宗的授權，但必須經過上述的程序，教宗的授權才能有效使用。儘管博義的決定是個可行的妥協辦法，但爭論仍然進行著，直到脫里滕大公會議，才確定了現行的教法：神父們一定要向主教申請授權。
這場與教區神職班的爭辯是必要的。首先，如果他們不曾威脅要將會士們涵蓋在教區制度下，這些修會絕不會變得像現在這樣堅強而又能幹。其次，會士的聖職雖然曾遭到攻擊，但教宗一直在保護他們，授與他們權力與特權，使他們免受主教的管轄，並給了他們在創會時所未有的效率性、機動性和適應性。這樣會士的宣講和聖職工作，及給信友的指導和幫助，便不在教區神職班的干擾下了。發展到最後，行乞修會的特權延伸到下列幾項，包括直屬於教宗，修會內務不受主教的管轄，有權建造教堂和公眾小堂，有權將信友埋在他們的墓地，免繳遺產稅，殯葬費和捐贈的什一稅。修會還有權在他們自己的會院和其他大學教授神學。
這場爭辯還有另一個用處。那些教區的神職人員，就像天平上的砝碼一樣，平衡了行乞修會的活動，如果沒有這種制衡，會士們可能使教會的組織完全破裂了，他們的確需要被同化，但不要以神職人員所構想的那種方式。會士們的力量，因受教宗的支持才能充沛地抵抗攻擊。這些反對的勢力逼使會士們轉向教宗尋求支持，使他們免於走向極端的教義立場，好像一些其他的運動一樣，例如謙遜者(Humiliati)、瓦登斯(Waldenses)所倡導的一樣，變為異端派了。
為作總結論，我們應注意到下列幾個因素。修會在面對這些危機時，深深依賴祈禱，在與巴黎大學爭辯的高峰時，修會要求會士誦唸聖人列禱和祈禱經文。修會也致力於與方濟會會士建立更密切的合作關係，並勸告會士們有節制的使用他們的特權，且與各地的神職人員訂定協議。最後一點就是修會努力於更深的順從教宗。
知識訓練與教義使命
道明為修會的教義使命奠定了根基，也創立了修會的學院制度。他想辦法要為他的會士獲得充實的神學教育，因此一二二○年他主持的總會議所起草的會憲，要求每座會院成立一個神學書院，並規定教授和學生的起居活動。
當修會在人數和地域上都逐漸增廣時，它建立了一個更精密的學院制度，即成立了一個學校網，包括會院神學書院，會省神哲學院，和總會學院的高級研究所，通常這是與大學合作的。
學校的發展首先從最低級和最高級開始，即從會院書院和總會學院著手，會院一成立，立即開始上課。道明去世時，大學有十五座會院，一二七七年第一次清查會士人數時，已有四百零四座會院，有證據顯示每所修院都遵守會憲的規定，而派任一位教授。因此在一二七七年時，已有四○四個道明會的書院存在了。
總會學院是為提供經選拔的會士以研讀高級神學而設立的。巴黎總會學院植根於一二二七年，當時來到巴黎的會士，聘請了一位教區神父為大師，艾若望(John of St. Albans)擔任教授。當一二二九年克羅蘭畢業時，修會獲得了巴黎大學第一個神學教授席，次年當一位教區神學大師吉若望(John of St. Giles)成為道明會士時，修會得到了第二個教席。幾乎在同時，另一位教區神學大師培根(Robert Bacon)，也在英國接受了道明會服，給牛津的總會學院獲得一個大學教授席。
按配額制度，每個會省只許派三位學生到巴黎總會學院。當修會的人數增加，總會學院無法收容所有想要來的學生時，便採取了一個部份解決的辦法，設立會省神學院，而一個更長久的解決辦法，便是一二四八年總會議頒佈的命令，增建四所總會學院，分別設在牛津、波羅那、蒙培理和科隆。每個會省可派兩個學生到上述各個總會學院。
雖然這個命令也許沒有立即在這四個地方實行，但這法令的本身卻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德國史學家豪克(Albert Hauck)就曾指出其完全的意義。第一、這四所學院設立的重要性在於其首要的目的，即一個大修會解決了它學校方面的難題。在這以前，沒有人嚐試過這樣徹底的解決方案，通常而言，學校的問題多是靠機運來解決。第二、修會把那些準備任教職的學生集合在特選的總會學院，使更高級的神學研究和為聖職作準備的神學課程二者分開，學術研究因而佔有獨立的權利。第三、新學院只限於神學方面課程，使修會在學科分類上，向前邁進了一大步。神學第一次在學術上，佔有一特殊的領域。
十三世紀晚期，總會學院已有增設。一三○四年總會議下令所有的會省，除了三個小的例外，各建一座總會學院。當這個命令施行後，在歐洲已有十五個道明會的總會學院，由於這些學院和大學的緊密結合，使道明會士在學術界可說橫掃歐洲。事實上，直到十五世紀中葉，教廷把神學的教學只限於行乞會士的學院內，僅巴黎和牛津大學例外。
一二五九年修會在瓦倫西(Valenciennes)總會議中頒佈了第一部教育法，完成了整個教學的組織，這部教育法是五位神學大師的成果。即大雅博、多瑪斯亞奎那，戴伯鐸、赫佛羅倫(Florence of Hesdin)及邦荷彌(Bonhomme of Brittany)。這些神學大師是由總會議委派起草法規，而其緣由則為巴黎大學的學術發展而引起的，因當時巴黎大學的文學院在一二二五年擴充了哲學課程。五位神學大師在一項簡潔的文件中，對道明會士的研讀做了多方面的規劃。在一二四○年和一二五○年代，兩個會省曾批准他們的一些書院納入哲學課程。這是個必要的措施，因為自從介紹了亞里斯多德和一些東方作家的著作後，已激增了大家對哲學的興趣，而上述這部教育法則批准了哲學院普遍的設立，實際只是把正在發展中的事實加以法律化而已。這是一個進步，接受論證法和邏輯學為神學研究的合理工具，這也正好與當時思想領域內之最新趨勢合拍合節。這部教育法使道明會的學院網得以完成。而道明帶他第一批弟子去聽史大汶的授課所開始走的一條路，到現在可說達到了一個合理的目的地了。
一二五九年的教育法規定學院的課程和大學的類似，如講課、辯論、定義和複習。它規定了講師、學士、院長、讀書修士導師、視察員和讀書修士各別的義務。這五位神學大師提供了方法以遴選研究高級課程的學生，維護講師和讀書修士的權利和特權，想辦法使他們不致在學業上分心，允許他們豁免一些義務。要求他們有規律地上課，那些不教書的會院院長和講師也要參加上課，他們規定了學生聽課用的書藉，也提供給他們支援。修會守則原已規定了監督學業的措施。會憲更命令視察員每年一次到各會院視察學業情形。教育法也擴大了視察員責任，指示視察員要負責推薦參加深造的會士，並考核會院講師，是否忠勤於上課，舉辦辯論會，以及是否給權威性的問題解答。視察員必須向省會議報告視察經過，並通知省會議何處需要教授。道明會士在這種教育法之下接受了培育，當他們來到總會學院深造時，已具有充分的資格，毫無困難地為大學所接受，並且能和文學院畢業的學生並駕齊驅。
哲學的研究在教會內引起的困擾，就和在修會內一樣。一些年紀較大，較保守的會士，根本上懷疑是否該研讀哲學。其他的學者，如吉若望，雖意識到欲以科學的方法研讀神學，就必須讀哲學，但他們對「研究東方哲學家的事仍感到猶疑」。他們並不反對哲學，只是警告神學家要防備對亞里斯多德的過度景仰。還有一些人，像包文生(Vincent of Beauvais)，在他們的著作中，密密麻麻地引用亞里斯多德的作品，而難免感到抱歉或內疚。這部教育法顯示了大雅博及其他四位神學大師的勝利，他們在總會長宏伯•羅曼斯的大力支持下，主張在研讀神學上使用哲學。而多瑪斯的成就，著作等身和作品的傑出，和教育法的實施，齊頭並進，正具體地證明了哲學的價值。法規的實施使修會有了一系列的學者和神學家，及保證這些人居於神學思想的領導地位。這也顯示修會如何完全地負起了它教義的使命。
教學的聖職遭受攻擊
當多瑪斯獲得學士位(一二五二)，及宏伯•羅曼斯就任總會長(一二五四)時，巴黎大學的教區神職人員加強他們對會士的攻擊－這是教區神職人員反對行乞會士運動的一部分－由於這些神職人員不清楚了解這種行乞會士的新生活方式，把會士與隱修士混為一談，因而反對前者的宣講、教學和照顧人靈。巴黎大學的教區神學大師不滿會士教授的聲望，也不喜歡會士獨立，和厭惡會士訴諸於教宗豁免權和特權，不滿他們對巴黎教區神職人員的事務不加關心，他們熱中於訓練自己的人去從事更廣大的使徒工作，以復興基督教會。
道明會士特別易遭人攻擊，因為他們擁有兩個神學教授席。此外，修會的政策是只要主任教授(Regent Master)完成了二年的義務任期，就可讓學士們晉級深造，做主任教授。這使他們的教學有一種更換的新鮮感。這為那些任期長久的教區神學大師是無法做到的。而且道明會士以充沛的而深廣的理解力來討論當前迫切的問題，並予以健全和適合的解答。像基瓦比(Robert Kilwardby)、吉雷米(Remigio de Girolami)、特納德(Bernard of Trilia)、克理察(Richard of Knagwell)，戴伯鐸，更不用說雅博和多瑪斯了，他們都寫了很多作品，遠超過那些教區神學教授的微薄著作。
到一二五五年秋天時，巴黎大學反對會士的情緒已達高峰，以致聖雅格(St. Jacques)會院事實上是被圍攻了。只要會士試圖走出會院，立刻會遭到泥巴、石頭、垃圾和侮辱，如雨點般的落在他們身上。大學拒絕批准多瑪斯的大師學位。然而，教宗亞歷山大四世授權他去教學。當一二五六年多瑪斯開張授課時，路易九世需派兵保護他的聽眾。
在聽了大雅博對夏威廉所寫的書－近代的危機(一本惡意攻擊會士的書)，所做的答覆後，教宗沒收了這本書，並將此書的作者和他的助手逐出巴黎。同時多瑪斯和文德(Bonaventure)也都針對此書做了答辯。隨著夏威廉的被逐，這場衝突逐漸平息了。十年後，威廉的一個激進弟子，雅吉樂(Gerard of Abbeville)又重挑起了這紛爭，於是在一二五九年離開巴黎到義大利教書的多瑪斯，又在一二六九年返回巴黎，並寫了一些作品為行乞修會辯護。
會士所遇到危機嚴重到什麼程度，可從下面一件事看出，即一二七四年里昂大公會議時，許多主教提出廢除所有行乞會士的申請。大會取消了較小的修會，把迦爾默羅會(Carmelites)和奧斯定會的命運懸而未決，但卻讚揚方濟會士和道明會士。
由於多瑪斯死後不久，人們對他的學說加以攻擊，使得修會很快就正式接受他的學說，作為道明會合一的橋樑。第一個攻擊是發生在一二七七年，當時巴黎主教田培爾(Stephen Tempier)，和坎特伯(Canterbury)總主教基瓦比(前英國道明會省會長)把多瑪斯的理論列為錯誤的見解。大雅博卻不像基瓦比總主教一樣，儘管他的某些看法和多瑪斯也不同，他從科隆來到巴黎，為他的故弟子辯護。次年總會議派了兩位會士到英國去懲罰那些非難多瑪斯著作的本會學者。在法國和英國的弟子卻都以言以文為多瑪斯辯護。一二七九年總會議通過積極地保護多瑪斯的名譽和他的思想體系。一二八六年的總會議下令會士發揚並辯護多瑪斯的學說，「至少當為一個見解」，那些不接受的人，也不可攻擊它。一三一三年的總會議給多瑪斯的勝利加冠，稱他的學說「更健全也更盛行」。事實上早在這以前，那些在巴黎讀書的會士，就已把他的書帶回他們的會省，並對他的主張加以解釋和闡揚。他們還編纂了大綱、索引、註解等，使能更容易澈底了解他的思想。
道明會的作家
道明會士的興趣主要是在聖經和神學，但他們也相信真理是多面的，可從多方面傳授，所以他們也進入其他學科的領域。幾世紀以來，超過五千位作家寫了幾千本書。我們只能舉出十三世紀的一些作品為例證。在這些書藉中，神學、聖經和哲學的作品佔了絕大多數，很多會士為聖經的各卷做了註解。胡郭•聖吉爾卻給全部聖經都做了註解。在巴黎的會士小組，為聖經做了幾部索引，同時修正了拉丁聖經通譯本。大雅博是個蓋世天才，他寫了有關動物、蔬菜、礦物、植物的書，也為亞里斯多德的哲學，作了百科全書式的註解，尚有神學和聖經的作品。
在牧靈神學、歷史和其他方面，道明會的作家編纂了參考書籍、摘要、索引和手冊。最有用的一本書是雷孟為聽告解的神父所寫的手冊，連學者和宣道者也都使用它。最出名的一本書是《大寶鏡鑑》 (Speculum majus)，包文生為這本百科全書式的作品收集了多方面的知識。講道家們收集了講道詞和講道題材，以及出版聖人傳記，例如真福伏堅斯(James of Voragine)所收集的聖人傳記－《金色傳奇》(Legenda Aurea)，至今還為人傳閱。一些作家也為在俗教友寫了教友指南，歐羅倫(Laurence of Orleans)就曾為法王斐理三世(Philip III)寫了一本論美德與國行的書，名為 《君王大全》（Somme le Roi），這是一本中世紀最暢銷的書。道明會的歷史寫作，起源於若堂所寫有關道明一生和早期修會的資料，這對史學家來說，是一寶貴的資料。古依(Bernard Gui)致力於修會的歷史，其他的會士則詳述一些國家和城市的歷史，或傑出人物的事蹟。伯哥諾尼(Theodoric Borgononi of Lucca)是一位外科醫生的兒子，自己也是外科大夫，出版了一本外科手冊。葛蒙達(Moneta of Cremona)，古依和依麥瑞(Nicholas Eymeric)等都是異端裁判官，為他們的同僚編寫了指南手冊。康多瑪斯(Thomas of Cantimpre)除了編纂聖人傳記外，還編了論自然界(De natura rerum)，這是有關自然科學最早的百科全書中第一批之一。巴佈斯(John Balbus of Genoa)在一二八六年寫的Catholicon，是中世紀的第一部拉丁字典，內容包括文法、修辭、詩體、和近代古典與中世紀拉丁文的拼寫法。
宣講聖職
修會的聖職，尤其是宣講和國外傳教，在魏德浩和宏伯•羅曼斯總會長任期內，達到了盛況。當初道明就是因教會缺少能幹的宣道者和良好的宣講，才創立修會的。而宣講也是他在會憲中所訂立的修會宗旨：「我們的修會自始就是為宣講和拯救人靈而創立的。」它的名稱「宣講者修會」，就已綜合了它的本質與職務，也代表著一項挑戰。
道明在宣講的目標下，建立了修會生活的結構。及發展了很多革新。他引進了一種優良教育以準備會士宣講，放棄了勞作，給予長上更大的豁免權，禁止會士接受堂區，把默觀和聖職結合為一體，並堅持行乞的神貧，以便提供訓練有素和持久性的宣道者團體，為教會作有效的服務。在會憲中道明指示宣道者要「勇往直前以拯救自己，也拯救別人」，生活要「像福音的人」，跟隨救主耶穌的腳步，「在他們自己和人群中，同天主談話或談論天主」，為基督化和使徒化的生活作見證。宣道者要徒步去宣講，不攜帶錢財，也不在宣講時行乞，只有成熟和準備妥當的會士才被派去宣講。
培若特(William Peyrault)的一生和聖職，可指出會憲對宣道者所期望的一切。他是在早期的修會書院接受教育的，他的宣講和寫作以傑出的方式表現了道明理想的有效性。當時的人談到他清高的人品，聖德的生活，和忘己的熱心時，說：「為了要遵行他的修道誓約，他以言，以文，更用生活來宣揚福音，就是到死，他也不曾停止宣講」。奇怪的是，他一直沒有成為講道大師，也沒有到巴黎去讀書或教學。他的經歷幾乎橫跨了整個世紀。生於一二○○年前，在一二三○年代入會，死於一二七○年代初。所有那世紀偉大的道明會士都是他同代的人，如雷吉那，真福戴安娜(Bl. Diana)和真福采琪(Bl. Cecilia)、若堂、雷孟、宏伯•羅曼斯、雅博、維若堂。培若特宣講了很多年，每年的四旬期他都到法國布根地(Burgundy)的阿爾卑斯山的山谷地區，作宣講，聽告解直到天晚。他曾三次出版他的講道詞，總數約五百篇，此外還有四本重要的著作出自他手，特別是《善惡大全》(Summa of Virtues and Vices)，這是一本廣博的神學論集，對宣道者有不可估計的價值，這可從它受歡迎的程度得到證明。我們知道很多和培若特有相同功績的人的名字，但是其他的人一樣宣講很多，名字卻不為人所知。
修會指派有經驗的講道者充任講道大師。他們必須有充實的神學知識，曾在各種不同的地方和環境作成功的宣講，才夠資格接受這個職位。為了要配合他們的職責，他們應該經常宣講，並準備做特別的講道，他們有權參加省會議。一個會院只應派駐一位講道大師，但當會士們開始重視這個職位的榮譽甚於它的責任時，委任的人數就過多了。
博德範(Stephen of Bourbon)可說是一個傑出的講道大師的例子。他住在里昂的會院，當時宏伯•羅曼斯是那兒的院長，培若特和戴伯鐸(神學家，里昂總主教、教宗)都是那會院的成員。四十年之久，德範的宣講遍及整個法國，尤其是東南部和布根地，他是法國最出名的人物之一，他也認識大部分當代的名人。在他年老時，準備了一本講道題材手冊，記載一些曾給他自己的講道添增色彩的趣聞和經驗。
德範的書只是道明會士為協助宣講所準備的幾百本書中的一本。他們集合了各種題材，收集講道詞和大綱，編纂參考書籍，討論宣講的方法，也編寫一些軼事和其他資料的手冊。包文生所寫的百科全書式的大寶鑑對宣道者來說真是一座金礦。十四世紀英國的道明會士伯若望(John of Bromyard)所寫的《講道者的大全》 (Summa Praedicantium)，是一本宣講資料的大寶庫，內容包括神學、歷史，和舉例。在宣道者的著作倉庫內尚有其他書籍，如聖經辭典、註解和索引，國瑞九世教令集、編年史、歷史、聖人傳記和教父的著作等。這些書都妥善地收藏在道明會的圖書館中，以供人查閱。德範以他的經驗，指出舉例說明在宣講上的效用。
「我們從長久的經驗中得知，那些常用例證的宣道者能更親切地宣講，也能收到更大的效果。事實上，例證為男女老幼，各階層的人，以及為說明各種題材都有效用。這些例證可幫助人們從邪惡中回頭，可諄諄教誨人們去追求，獲得或激發各種美德。不論何時、何地，或何種講道和勸誡，都可用例證。」
中世紀的宣道者引用自然現象，使用傳奇，並引證歷史事蹟和科學事實，也引用聖人傳記，或取材自個人的經驗。
一提到「行乞會士」這個詞，就會有一個四處旅行的宣道者的形象閃過很多人的心靈。他們把會士描繪成一個走過大街小巷，在十字路口、市場和街角宣講的人。在那個時代有很多會士在戶外宣講，尤其在溫暖地區如此。宣講的十字架豎立在十字路口、墓地和教堂的院落。我們知道在英國的伯瑞肯(Brecon)、布瑞斯托(Bristol)、倫敦、挪維其(Norwich)和賀佛(Herford)的會院，都曾有這種十字架，修會的最後兩個十字架至今仍聳立著。
戶外宣講並不是正常的方式，通常會士都在他們自己的聖堂或教區內的聖堂宣講，只要這些教堂接受他們。
當會士的人數增加時，修會立即將宣講的聖職組織化了。每個會院只在劃定的地域內工作和乞求施捨。會士定期訪問這些地區，尤其在將臨期和四旬期內。他們通常都在城鎮宣講，而在重大禮儀期以外的時間，也到鄉村去宣講。利西格(Siger of Lille)在一二三○年代，在他的家鄉未建立會院以前，即作了宣講，非常成功，以致他成為葉瑪佳麗(Margaret of Ypres)和她的一群女子的神修指導。會院再劃分為小區，名為「講道站」委任一位有經驗的宣道者，稱為「宣道站員」去負責，這個名稱是採自喬塞(Chaucer)，成了芳名，也成了臭名，他描寫講道站的會士說：「有一個嬉笑的、快樂的會士，他是一個講道站員，一個歡樂的人。」
十五世紀時，蘭格瑞(Langres)的會院有八個大的和八個小的講道站，其中的一個涵蓋了五十七個堂區。當一個會士在院外地區工作時，一次能停留幾天，十五世紀時，會士也有小宣講會所，在那兒會士可停留數週。
當這些行乞會士意識到教區神父不再願意讓他們在堂區聖堂內宣講時(一二四○年後)，他們便建造了有寬敞大廳似的會院聖堂，以容納大量的會眾。為了宣講上和隨之而來的告解聖事上收到更多的效果，會士獲得教會的允許，有權給大赦，赦保留罪，並在禁止罰(Interdict)期間施行聖事，還可將信友埋葬在他們的教堂墓園內。為了吸引人們來聽他們講道，他們推行第三會，成立善會為敬禮耶穌、瑪利亞，和道明，甚至發展新的敬禮。每月的四個主日天所進行的傳統遊行，就是新的敬禮的一個例子。這些遊行原是善會的義務，分別為敬禮聖母、耶穌聖名、耶穌聖體和聖道明。在遊行和第三會的集會中，他們唱很多大眾化的聖歌，特別是聖母歌。通常在夜禱結束時唱了『萬福聖母』 (Hail Holy Queen)之後，人們還會留下來唱聖歌，讚頌瑪利亞。當會士們縮短了禮儀以延長講道的時間時，堂區的神父們開始抱怨，也許他們認為這種變動是一不公平的戰術。
馬太•巴黎(Mathew Paris)是一位英國的本篤會隱修士。他對行乞會士的作為感到憤慨。但當他抱怨他們「熱切的宣講」騙取了「正規修會」，即詠經和隱修士所常有的奉獻時，卻無形中為會士的熱心做了證。他描述會士們「在食物和衣著上是真正的神貧……他們走遍城中、鄉村、和自治的城鎮去宣講福音，他們行走時，以福音為鞋，睡覺時穿著會服，以草席做床，以布袋作枕頭。」
道明會士經常宣講，在修會聖堂內對教友的講道，每年平均有二四○到二五○次，會士們早晚宣講，主日及慶節宣講。四旬期每天，聖誕節和聖神降臨節前夕，大祈禱日(耶穌升天節的前三天)，四季齋的週六，復活節和聖神降臨節的八日慶等，都做宣講。宣講補贖者，像聞若望(John of Vincenza)、文生•斐瑞，維滿福•維瑟里(Manfred of Vercelli)和沙文納羅拉(Girolamo Savonarola)，都以經常並有力的宣講出名。文生•斐瑞四十年之久，經常每日宣講二、三次。
擁有教授席兼講道壇的道明會士、其人數相當大，像雅博和多瑪斯便是。在修會學院或在大學當教授的，有一項重要的責任，就是為他們保留的日子應作宣講。文生•斐瑞先是一位成功的教授和作家，然後開始巡迴講道，使他成為教會偉大的傳福音者。
他們的宣講內容涵蓋了所有的基督教義及實踐。「他們完全獻身於宣講天主聖言」，他們生存為的是「搗碎邪說，革除惡行，教授信理，和引人向善」。道明會士在他們的講道中，放入堅強的福音內涵，並時常每隔一段就插入舉例以說明題材。他們避免在講道中說教式的勸戒。道明創立的宣講修會藉著授權給會士宣講，使主教得實行第四屆拉特朗大公會議所推薦的事項。教宗也發現會士們在執行他的計畫上，是很重要的助手，因此常給他們委任特別的宣講工作。每當教宗發起一項運動時，他必定委任道明會士去宣講。大雅博就是宣講十字架的許多人中的一個。當第二屆里昂大公會議(一二七四年)想要糾正當時普遍流傳的褻瀆和咒詛時，大會命令信友應「藉著心靈的屈膝，並以鞠躬表示出」對耶穌聖名的尊崇。大會後，國瑞十世委任道明會會士去宣講耶穌聖名。日後，從這些根子產生了聖名會。這個會在二十世紀的美國成為一大力量，引領很多人參與聖事。在十四世紀時，若望二十二世委任所有的行乞會士宣講反對賭博。
當道明為他的修會打開宣講之門時，也為信友做了很大的貢獻。這點相當顯然，只要我們回顧從教父時代到道明時代，所做的宣講是多麼的少，而出版的宣講題材又是多麼的寥寥可數。在十三世紀中葉之前，這種嚴重缺乏宣道者的情形消失了，因宣講修會創立了的緣故。道明為道明修會打開了宣講之門，而這門繼續敞開著，其他修會和神父也都可通過這道門。他割斷了阻止堂區主任以外的神父宣講天主聖言的繩索。十三世紀時，方濟會士所做的宣講和所寫的講道題材，和道明會士一樣多。
宣講使得道明會士投身在其他許多相關的活動中。宣講者講道完畢，經常接著聽告解。一般百姓、貴族、國王甚至有時教宗也會選一個會士，做他們的告解司鐸。道明的弟子一直輔導英國王家的信仰生活，直到理察二世時樊達堅王朝(Plantagenet line)悲慘結束為止。會士也擔任顧問，使節、大使、仲裁者、遺囑執行者、教堂及隱修院的視察員，以及調停人等。包弗瑞(Geoffrey of Beaulieu)是法國聖路易王九世的告解司鐸，曾隨著國王參加突尼斯(Tunis)的十字軍東征，並寫了他的傳記。一二三九年，法王派會士詹姆斯和龍如模(Andrew of Longjumeau)到君士坦丁堡，去把伯溫二世(Baldwin II)所送的耶穌的茨冠帶回巴黎。路易並建了一座寶石樣的聖堂以供奉這個聖物。
何諾理三世和國瑞九世都認為真福貝瓜拉(Bl. Guala of Bergamo)是一位非常謹慎且機智的人，所以他們派給他很多困難的任務，其中包括在隆巴帝執行調停者的使命。道明會士最早進行的一種和平努力，便是一二三三年的和平宣講運動，這是眾所週知的「阿肋路亞」運動。一位自動自發的宣道會士發起了這個運動，以宣告和平，補贖和犧牲為目的。他想盡辦法使各派系合一，並治癒那將隆巴帝置於水深火熱的仇恨。其他道明會士參加了這個運動，而聞若望更成為領導者。方濟會士也加入了行動。各城鎮因而和解了，一些城市甚至請聞若望修訂城市法。維先沙(Vincenza)和維羅納城(Verona)也委任他做長官。經過相當的初步宣講和仲裁後，他就想引進一個普遍的和平。所以一二三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他在巴瓜拉(Paquara)城的一個高高講台上，作了一次戶外廣場講道。據編年史學家說，當時在場的聽眾竟超過四十萬人。但若望所造成的和平，就像他自己的事業一樣，輝煌而短暫。一二三三年看到他崛起，得到權勢，同年看他失勢，而整個和平運動也沒落了。它的命運就和在若望前後發生在義大利的其他類似運動相同。也許是個人的野心造成他的失敗。
信友們對會士的工作的反應，是請求他們創立會院，協助他們建造房子，給他們施捨，並選在他們的教堂墓園內埋葬，法王路易九世是修會的寬厚朋友，曾為聖雅格會院建房子，創立凱恩(Caen)和肯皮恩(Compiegne)的會院，並援助依勿略(Evreux)的會院成立。英國的國王常贈送金錢和需用品給道明會士，而且在十四世紀時，在國王地的蘭利(King`s Langley)創建了會院，在達特福(Dartford)創建了英國唯一的道明會隱修女院。
道明會士與方濟會士的競爭
道明會士成功的一個不幸的副作用，就是和方濟會士的競爭。道明與方濟的弟子，在靈修和聖職上原是兄弟，但在神學意見，建立會院，施捨和捐助的來源，和新會士招收等方面，卻難免衝突。為了吸引更多的聖召，雙方都強調自己的使徒精神，宣稱自己比對方更肖似十二宗徒。不錯，在神貧和宣講方面二個修會的會士相似宗徒，然而他們有時表現的野心和自私，卻不像宗徒們。兩個修會真的很相像，以致他們經常不得不相撞。道明會士所效法的是貧窮的宣道者基督，而方濟會士所追隨的是宣講福音的窮人基督。不過雙方的爭執卻產生彼此的尊敬和友愛。方濟會士邀請道明會神父參加紀念聖方濟的慶典，而道明會士也邀請方濟會士參加紀念聖道明的慶典。這個多世紀之久的慣例，就是兩會深深友愛的象徵。
宗教裁判所(亦稱異端裁判所)
國瑞九世在一二三一年成立中世紀的異端裁判所，並很快的就把道明會士列為異端裁判員，但他們並不是僅有的裁判員。這些會士一旦被省會長委任，在行動上大部份便不受修會的控制了。他們加入了這個宏伯•羅曼斯認為可憎的工作，因為這工作常使人們遠離修會及其聖職。縱然異端裁判所現在被人認為是錯誤，但它在維護信仰，和糾正異端者的基本動機上，卻與修會的使命符合，即從事宣講天主聖言，並使聖言不受污染。異端裁判所在某一些國家(英國為其中之一)一直都沒有活動，而且在各個地方，各個時期的活動也都不同。異端裁判所成立初期(一二四二年)，道明所曾工作的對象阿比森異端人就曾謀殺土魯斯的宗教裁判員威廉•阿諾特(William Arnaud)，和他的兩位同伴，以及幾位阿維諾(Avignonet)的教區神父。另一位更出名的殉道者道明會士，韋伯鐸，和他的同伴輔理修士，在一二五二年遭到義大利北部異端徒的埋伏而遇害。十四世紀時，亞味農教區(Avignon)的異端裁判所將一位英國的道明會士威利(Thomas Waleys)逮捕入獄，因為他膽敢抨擊若望二十二世以私人神學家的身份。所主張有關「享見天主」的錯誤觀念。當異端裁判員給威利加上另一項罪名時，教宗便把他關在教廷的監獄中達十一年之久。中世紀時代，異端裁判所造成的受害者，最著名的是聖殿騎士會(Knights Templars)、聖女貞德(St. Joan of Arc)，以及道明會士沙福那和他的兩個同伴。這三宗案件都是卑鄙地發起的。道明會士牽涉到第一件案子，勉強協助了第二件，而在第三件卻是無辜的受害者。
最後的十八年
道明的繼任者五位總會長，在任總共六十二年。而此後從一二八五到一三○三年的五位總會長，在位僅共十八年。一二八五年穆紐•撒摩拉的當選，表示修會的偉大時期已在消逝中。有人稱十三世紀為修會的黃金時期，但這種燦爛的描寫與事實不盡相符，因為就在修會最早和最好的日子裏，修會還需要追蹤那些叛會和逃跑的弟兄，把那些頑強的弟兄關起來，對野心及不智的熱忱加以責罰，平息會院和會省間的爭執，並對儲藏財物的個別會士予以懲罰。不錯，那時代的確是一段有偉大成就的時期，而當穆紐•撒摩拉被選出時，這段時期就漸告終止了。情況變得超過人力所能控制的地步，而一些趨勢也開始顯露出來，就是最有見識，最好的計畫，以及最優的人選都無法予以挽回了。在穆紐•撒摩拉繼位時，經濟蕭條，戰爭和自然災害都即將發生。他之被選似乎有意確保了幾年有效率的行政，和原有成就的延續。他自己也曾下定決心要支持修會的紀律，和維持修會的士氣於高峰。因此在他主持下的總會議，懲罰了那些違反神貧，喜好榮譽、權力，以及散布譭謗和讒言的會士。
穆紐•撒摩拉自己也成為假謠言的受害者。一二八七年的總會議曾嚴厲地懲罰了一些會士，因為他們對穆紐•撒摩拉散佈不實的控訴。然而教宗尼閣四世(Nicholas IV)還是在一二九一年將他革職了。教宗公開向穆紐•撒摩拉開火的時候，他授給兩位道明會樞機主教很大的權利，「為整頓、安排、糾正、改革，和處理其他在天主台前他們認為對修會的進步有益的事」。樞機主教委派了四位會士帶著信函和指示赴一二九○年的總會議。依照指示，大會總評議員應說服總會長辭職，如果他不肯，就要罷免他。但當他們查考了他的作為後，反而稱讚他，然而那四位特派會士卻很專橫的要將穆紐•撒摩拉革職，總會議便向教宗陳情，並下令修會在每天的彌撒、晨禱、晚禱中，向天上的慈母祈求。但尼閣四世的態度不曾改變。他命令穆紐•撒摩拉在下屆總會議，即一二九一年辭職，並通知總評議員，總會長的權力在大會開幕前就終止。穆紐•撒摩拉並沒有辭職，而教宗的信函也未達到目的地。因此尼閣就撤職了穆紐•撒摩拉，這位不幸的總會長於是退隱到他的祖國西班牙。
一二九四年穆紐•撒摩拉被選為帕倫西亞的主教。教宗責勒斯丁五世(Celestine V)批准了他的就任，但就在這年結束前，他的舊敵又明顯地開始了他們的破壞行動。博義三世任教宗時，他被起訴、調查，而後澄清了罪名。但他也已經受夠苦了。所以在得到教宗的准許後，他辭去了主教的職位，前往羅馬定居在聖沙比納。一三○○年他在那裏去世，並被埋葬在教堂的地板下。一位輔理修士為他做了一塊大理石的蓋板，上面鑲著莊嚴的裝飾，以永久紀念他。
穆紐•撒摩拉好像是被教宗與阿拉岡王國間政治網所糾纏，這個王國是他在西班牙省會長任內轄區的一部份。我們不知道道明會反對他的原因，好像是和他任總會長時，主持總會議，革除弊端的嚐試有關。一二九○年總會議強調團體生活，反擊求安全漸增的欲望，這種欲望表現在擁有房屋、磨房及獲得固定收入上。此外也與一二八○年代大量增加講道大師的陋習有關，當時把教授、會院院長、卸任省會長，都陞任講道大師，這證明會士過度的野心。這個榮譽變成了服務的酬勞，而不是職務的交付。
穆紐•撒摩拉頒佈了第三會的會規，而為道明會的行動和影響添了重要的手臂，也許這是他在任期內留下最持久的功績。方濟會和道明會的第三會都是源自十二世紀教友補贖運動。這些苦修的弟兄和姊妹，並沒有與任何一個修會聯合。他們從附近的神父尋得靈修的指導。當道明會或方濟會的會院成立時，他們就聚集在會院四週，視遠近選擇會院靠攏。雖然穆紐•撒摩拉的會規在一四○五年之前，未受教宗明確的批准，但何諾理四世在一二八六年，授予聖道明的弟兄姊妹補贖會以特權時，就已默許了。
修會在其第一個世紀(一二一五~一三○三年)時，就已見到它的聖職工作的開花，例和學院制度的創立，學術的成就，和特別多能幹的總會長領導。總會長們所做的一切都是遵從聖神的指引，在他們勇敢的領導下，會士們發展了宣講，傳教和聽告解的使徒職務。會士們擔任主教、異端裁判員、大使、教宗的使節、調停者、仲裁者，參加大公會議，並為東方與西方的教會合一而努力。這些早期的道明會士所展現的聖德，足可說明修會在默觀和聖職上齊頭並進所造成的緊張，是可以協調的，而且達到了最完美的地步。這種完美是來自與宣道者基督的合一；與神貧、貞潔、服從以及宣講救援福音的天主子合一。由於在祈禱中深思並體驗降生成人的天主聖言和聖經記載的天主聖言，使他們肖似基督，道明男女會士便成為基督的肖像和相似默觀的宗徒，為了天國及眾人得救而工作。
有很多因素造成了修會在它的第一世紀的榮耀，會祖道明聽從聖神及教會的領導即為因素之一。聖神將這個修會給了教會，以答覆教會和社會的迫切需要，是為因素之二。道明宣講修會是第一個顯著地指出修會生活具有聖職工作的潛能，在道明以前，積極的聖職工作只是修會生活的附屬品，而不是完整的一環，道明卻攻破了這道牆，使後來的修會會祖及其會士得以順利地前進。當修會的第一個世紀結束時，它便漸漸衰弱下來了，就如教會和整個西方基督徒世界也在衰弱中一樣。教宗博義八世與新興國家的君主，法王斐理以及英理愛德華三之間的衝突，預告了一個新的時代：即一個因神密家(Mystics)和聖人而壯盛的時代，也就是因災害、紛亂、和分裂而衰敗的時代。修會也參與這時代的興衰。
道明會的傳教使命萌芽自本修會的沃土，並從會祖的精神中吸取養分。雖然道明自己在傳揚福音給不信者的抱負上屢受挫折，例如，他曾渴望使歐洲東部的谷曼人(Cumans)，他家鄉的摩爾人(Moors)[1]，及北方的外教人歸化，但他卻把這傳教的火炬傳給了他的弟子。
傳教士
傳教士來自修會的各個角落。一般而言，惟有志願者才會被派遣。看起來他們確具有充分的資格和受過良好的訓練。編年史的作者們通常論及此事時，總會說傳教士是「受過文學的陶冶」，並「充分地接受了神學教育。」例如傅蘭高(Franco de Perugia)在到東方做傳教士前，就已是一個神學論集(Sentences)的學士。
雖然《會士弟兄列傳》(Vitae Fratrum)一書是為安慰、鼓勵弟兄而作，幫助他們在神修生活上前進，並告訴他們「天主是如何細心地照顧了我們的修會」，可是此書同時也包含對早期會士精神的舉例說明。它報導了一些可顯示早期道明會士的傳教熱火的事蹟，也記載了若堂為了徵求去聖地的志願者，曾詢問出席總會議的弟兄，可能為出席一二三○年的巴黎總會議，當時幾乎沒有一個人不熱淚盈眶的乞求能「被派遣到那吾主的血所聖化的聖地去」。若堂由於對傳教使命的關心，曾親往聖地會省做了一次實地視察。而在回程中，因他的船在巴勒斯坦海岸浸水沈沒而去世。
宏伯•羅曼斯分別在他一二五五年和一二五六年的通諭中，曾為會士傳教熱火的延續，和為他自己的傳道熱忱作了見證。他徵求傳道志願者，得到的反應是那麼熱烈，以致不能接受全部志願者。他不得不在一二五六年寫信給那些暫時不能被徵用服務的人，鼓勵他們要有耐心。當然這種熱心不會一直停留在高峰狀態的。宏伯•羅曼斯精明地觀察到有兩個原因，使得人們不願接受傳教的使命，即「對自己祖國的熱愛，及缺乏語言的知識」。
為了鼓勵傳教士，修會曾對希臘和聖地的傳教會省給了優惠，也對一三○○年成立的流動教團(The Congregation of Pilgrim Friars)給了優惠，這個團體的成立是為了在東歐和亞洲做傳道工作。他們無需分攤修會公益的繳納金，能在各地徵募傳教士，他們自己的人力不受總會長徵調，可是他們有義務要尊重各會士的會省隸屬。
宏伯•羅曼斯在他所著有關修會職務一書中，提醒了總會長所應負的推行傳教工作的義務。在他任總會長時，為他自己所寫的做了模範。他不但尋求志願者，更鼓勵他們，把他們的成功報告給全修會。在他一二五六年的通諭中，曾對他們在近東地區的工作做了一個光輝的報導。
雷孟•奔雅福在任總會長前後，都顯示了對傳教工作的熱心。當他擔任教廷聽告司鐸時，就曾詳細地回答道明會和方濟會在突尼斯的傳教士所送來的一連串問題。他辭去總會長的職位，退休到西班牙後，魏德浩請他做一篇有關在西班牙和非洲傳教工作的報告，藉此雷孟•奔雅福可說揭開了那遮掩著傳教士每天工作的面紗。道明會士在許多受僱於阿刺伯人的基督徒士兵中服務，使背教者回頭，並教導一些基督徒奴隸。這些人是在阿拉伯人之前已在北非居住的民族的後裔，除了阿拉伯文外，他們不懂得其他的語言。此外傳教士堅定那些因貧困，或受摩爾人勸誘，而臨背教邊緣的人。堅固基督徒被囚者的信仰，甚至有時使他們獲得釋放。尤其在西班牙的穆西亞(Murcia)地方，很多阿拉伯人，甚至一些顯要的人物，都接受了基督教義。會士同時也答覆了摩爾人和背教者所提出的控訴。他們指控基督徒為偶像崇拜者，因為他們敬禮態像和聖像。雷孟•奔雅福認為只要傳教士願意去，在這個區域中更多人歸化的時機已經成熟。
當地語言的學習
在西班牙，雷孟•奔雅福•奔亞福成為推行傳教工作的首要人物。在他的鼓勵下，他的會省於一二五○年在突尼斯開辦了一所研習阿拉伯文的學校。此外在不同的時期，還開設其他東方語言的學校，分別在巴塞隆那(Barcelona)、瓦倫西亞（Valencia）、薩弟瓦(Xativa)、和穆西亞（Murcia）。一直進入下一世紀，情形都良好，於總會議也開始鼓勵東方語言的學習，就如一三一二年維也納(Vienne)的大公會議也曾鼓勵一樣。一三三三年總會議要求流動傳教團的會長在君士坦丁堡的迦發(Kaffa)和貝拉(Pera)兩地委任語言教師，好給一批新的傳教士做準備。他們是預期為響應教宗若望二十二世的呼籲，徵求五十位志願傳教士而來的。
我們可從雷孟•奔雅福對多瑪斯•亞奎那的要求，看出雷氏所要的不只是語言的學習，因為他曾請道茂寫一些有關信理的著作，以協助傳教士準備在不信者中的工作。雖然多瑪斯在寫作時心中尚有其他的目的，但他還是寫了一本《駁異大全》(Summa Contra Gentiles)以為答覆。
也許大多數的傳教士都是在當地學習語言。省會長斐理(Philip)在一二三六年寫給教宗國瑞九世的信中，就曾提到聖地會省內的會士如何熱心學習東方語言。三年前，當兩位道明會和兩位方濟會士以教宗特使的身份來到尼塞亞(Nicea)見希臘國王時，君士坦丁堡的道明會提供了一位能說流利的希臘語，並曾研讀希臘教父作品的會士做翻譯員。流動傳教團的第一任會長傅蘭高，帶著可原諒的驕傲曾誇耀他自己在語言學上的卓越才能，他說：「我學習異族語言約一年，就開始宣講了。藉著天主的恩寵，我對老百姓宣講、聽告解、並翻譯拉丁文的作品。」路易•達布里士(Louis of Tabriz)於一四○三年被任命為貝拉聖安道堂區的主任司鐸，因為他能對當地的居民、商人、朝聖者、和路過的旅客用希臘語、拉丁語、波斯語、韃靼語、和亞美尼亞語宣講。
傳教士作家
修會曾努力為傳教士提供書籍。宏伯•羅曼斯曾提示總會長的一項義務，就是提供：「以揭示當地人民的錯謬的論著，以便傳教士能熟習應付。」就如講道家所做的，傳教士也寫書以幫助自己的同伴。這些作品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屬辯護類的作品，是為了準備他們與有異議的教會份子、猶太人、摩爾人、和異教徒之間的討論。第二類的書籍，大部分有關東方，敘述傳教士的經驗或記載回教徒的信仰和習慣。一些例子可證明這類的工作。雷孟•馬丁(Raymond Martin)是在西班牙的一位東方學者的先鋒，他的著作「猶太人的韁繩」(Halter of Jews)只針對與猶太人的辯論，但他的「信仰的短劍」(Dagger of the Faith)則是同時針對猶太人和回教徒。他也編纂了一本阿拉伯文字典。雷哥鐸•谷羅山(Ricoldo of Montecroce)工作於美索布達米亞和敘利亞，他所著的旅行指南(Itinerary)給西方的思想界增添了很豐富的資料，即有關韃靼人、克德人(Kurds)、舍巴人(Sabei)、敘利亞教派(Jacobites)、聶士多教派(Nestorians)[2]、和回教徒等在人種學上和宗教上的詳情。他也寫了一本《反駁可蘭經》」(Refutation of the Koran)。他在一二九一年亞克港(Acre)被佔後所寫的五封信，對道明會傳教使命的理想提供了一項美好而不可忘卻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