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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教會的光輝
道明會士 賴恩•華爾茲(Liam Walsh)弟兄
「火舌」、「火焰」、「火把」、「光」，我們都是用這些像徵來代表聖道明對我們是什麼。但這“我們”是誰﹖是什麼﹖對“我們”而言道明就竟是誰﹖“我們”究竟是誰? 確實是道明會士。但我們不只是當道明會士，因為首先我們是教會。因此我們每天恭敬地稱道明為“教會之光輝”(lumen ecclesiae)，而不是“修會之光輝”(lumen ordinis)。因為他確實是“教會之光輝”，是他成為我們的「光」、「火把」、「火舌」、「火焰」。他是我們的長兄和會祖。他的激情就是把這光去照耀整個教會。為了使這光能夠照耀并继續的帶來光明，他召集了一些修女和弟兄并培養他們為宣道者。當然，教會就是光明，但它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世界。那道明使得這光能在教會內更发光地照耀，就是那光輝使它成為「萬民之光」(lumen gentium)。
教會又稱為「萬民之光」(Lumen gentium)。這是什麼？在那兒？ 他是誰? 對我們而言「我們是屬於」，或是「我們在」，有何意義？那不是簡單地說我們就是教會嗎?如果這問題常在道明會士的心中和口中，那八百年前，他曾在郎奎多道路行走的和我們今天一樣。當他行走這些道路時，正在默觀什麼﹖那積極性的推動遠景並照耀他在這十五年的歲月所有一切是否還与他同在?我相信这是一種瞭解，那光應在教會燃燒著，而教會應成為這光，如果她想當「世界之光」。這也是為何道明首先參加這已經存在的「神聖的宣道」，之後也去負責它，然後再造它並使它成為一個復雜性網络組織模式，且發展為一個修女們和弟兄們的大家庭，在現代的教會，為‘神聖宣道'服務和稱自己為宣道會，道明會士。道明本人活出這遠景并邀請他人去活出它。這使他成為「教會之光輝」(lumen ecclesiae)，和成我們要點燃自己的火舌。因此今天我們也集體的成為「教會之光輝」(lumen ecclesiae)。
道明的教會論
親愛的姐妹與弟兄們，我想要請你們盡量去進入道明的教會論，如同他在這十五年中所表現出來的。我要求你們以想像力去發現他對教會有何看法和藉著他推動教會內的‘神聖宣道'来如何瞭解教會。讓我們盡量地進入道明的教會論。這也許是這光、這火舌、這火焰的最深起源，也就是我們今天的宣道所想要帶給世界的光。
提到道明的教會論時，也許會有一種錯覺，這樣說好像是要與其他教會論或他如何去觀察教會的模式來做比較。教會論如一種神學的課目，還要等道明之後幾個世紀才出現。但早應有一個教會論了，雖然他可能沒有這樣稱它。他對教會有個神學的瞭解。道明是有的，如同他之後所出現的多瑪斯，這是一個神學，是有關天主為先，之後才談論教宗和上司及權利。這是屬於他瞭解天主在基督本人和聖神內去召集所有祂的子民的一部份。是一種瞭解他的雙親若翰娜和菲裏斯如何度他們的基督徒生活。他們的生活更奠基在教會內，超越他的司鐸舅舅。這是一種瞭解：为何狄亞哥主教所採納的福音性生活方式是比他的主教職權更重要。同時它是與其他的神恩性教會論有分別，且都出現在道明的世代。這樣提供了一種完整性和必須性的空間，給予教宗們，主教們和司鐸們以及去執行他們宣道福音的權威和聖事的服務。
因此讓我們想像道明的教會論。他首先遇到教會是在他的老家加肋路加，在家裡與双親若翰娜和菲裏斯，和他的胞兄們安當和马耐斯。道明屬於並成長在一個基本上是一種世俗事實的教會，有它地方性和社會性的服務。他遇到教會的種種不同的服務﹕在他老家的堂區受洗時和他每主日去參加的彌撒聖祭，看到教會內有聖職的服務。道明在司鐸舅舅给他教育和去留學的巴倫西亞大學時，遇到教導培育的教會。歷史記載說他在巴倫西亞讀書的那幾年，他以深刻的方式遇到了教會的事實。這一切都在預備与他後來所要體驗的，但更具体化的事件類同。他遇見了一位婦女，是一位貧窮者和饑餓者，她不像一样道明能享有社會和經濟的資源，使城裡正在荒災和瘟疫獲得避護。藉著聖神的感動之下教會顯現給道明，使他樂意去变賣他寶貴的書籍，使他能去吸引那些被排斥，被遺棄的人進入仁爱與關懷的束縛。這些對窮人的關懷都是耶穌本人召集門徒用的基本行動，和用這種束縛成為國度的基本事實，也就是教會的生活核心。总之，道明體驗到的教會，就是那些需要者和迷失者的聚會。教會對道明而言就是這些被排斥人物的聚集點。因此，如果言語或書籍不能召集那些圈外人或以慈悲與仁愛的行動去歡迎罪人，那它们所起的作用都是白費的，是行不通的。
認識在郎奎多的教會
在奧斯瑪座堂的道明在這種平靜、固定又有規律的生活和如一位詠經司鐸的服務，又給與道明另一種教會觀，使他能夠幫助自己去決定有關宣道的制度形式，領導他去度過教會的明確經驗，這一切都在郎奎多等待著他。道明在郎奎多發現教會不是一個法典組織的事實是一種新鮮感。這一切在他之前的經驗都已經知道了。他後來要認識的教會是一種面臨排斥事實的教會。因為有很多人都被排斥。他們都被稱為異端者，用教會的法典名詞來说，是指那些不與教會完全共融的人。他們如何被隔離或為何被排斥，道明會慢慢地去發現。 但何事使他傷痛了心？就在於這裡的教會不是所有天主的子女在愛和真理中的聚集點。當道明祈禱時﹕「我的天主，慈悲之主，罪人會變得怎樣」，他確實是為教會祈禱呢。教會就是救恩的團體，能使罪人變成聖人。這就是罪人所歸屬的團體。如同耶穌所作的，教會召集他們到她的餐桌上。因此她如果沒有把自己的大門打開，去迎接這些被排斥的人，那這就是教會的錯误。也許我們会判斷他們被排斥是咎由自取。但如果他們真相信基督救恩的力量，那就應相信在她內有能源去克服一切罪惡，並且願不願意去吸引人群進入此救恩的團體。這有個修和之言不可停的發话：如果它對於語言的力量沒有信心了，如果它禁止與住在邊緣的人交談了，或許對他們而言唯一的言語就是谴責的言語，那這就是教會的錯误。讓我們藉用在道明時代很普遍的像徵，也是用來形容他自己聖召的话来说，就是一隻不會叫的犬。那不會叫的犬是嚇不了狼群的;但最重要的是它也無法管制羊，使它們集合在一個地方。 在郎奎多，道明開始學習教會如何失敗地集合迷失的群羊，并在羊群中替他們找所屬的地方。
狄亞哥主教和他的律修司鐸道明的動作顯示出他們漸漸地去學習什麼是教會。這幾年的記载告訴我們，當時有一種實踐性的教會觀念。這是一個新的教會論，或說是一種革新的教會論，因為自教會初期就已經存在了。這教會論是其中一項，使我們對道明有興趣。這應是操作性使我們如何活出和如何組織我們的宣道使命；如同道明會士在現代的卡達爾異端者和庫曼人或向一般的基督徒所組成的世界，也是我們被派遣為宣道者的地方。
我們知道狄亞哥主教和道明所提倡的就是「宗徒生活」，這生活方式是由耶穌規定給祂的門徒，之後派遣他們出去傳教(瑪十:5－42)。我們也可以在《宗徒大事錄》中看到它如何被敘述，特別是二:43-47和四:32-37。在狄亞哥主教和道明的選擇中，最強而有力的特徵也應是它的貧窮。貧窮對所有基督信徒而言，有一種深奧的價值。這是一種學校，教我們捨棄，使我們能夠打開心胸去擁抱有天主。這是一種學校，讓基督徒能夠知道他們註定是要為這生活上的需要而彼此依賴。如道明體驗到的，貧窮這就是一切 －－且超越一切。這是一種使徒性的策劃， 一種創造教會的方法，使她的宣道变得更真實更有使徒性。當那些從事宣道的工作者都一無所有时－－他們完全沒有任何財物使自己去維護和保護他們的所有—— 使他們歡迎所有來客。沒有人無論是稅務員或罪人，是異端者或妓女，可以排斥於他們餐桌外。他們與一无所有者为伍。然兒，他們的所有都歸於大眾。道明又再一次看到窮人的面孔﹕他在蘿拉吉（Lauragais）地區在被排斥者臉上再次認出之前在巴倫西亞的那些饑餓的婦女。對道明而言，他對於貧窮生活的選擇和為窮人優先服务的選擇是比一種倫理選擇更深的一項。這一切是教會和宣道真相的啟示。
在這「宗徒生活」內狄亞哥主教和道明也重新發現他們的使徒性服務的真相。他們的擁抱者「宗徒生活」，一位是主教，另一位是司鐸。耶穌所組織的使徒團體，如古代的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十二位門徒之一，伯鐸，是他們團體的領袖。初期基督團體都聚集在一起‘听宗徒的道理'。狄亞哥主教和道明沒有懷疑過所扮的角色就是要在教會內延續使徒性的服務。他同時代的人也正追求著如何灰復「宗徒生活」，但他們都給予很小或是根本不給使徒性的服務留有余地。許多平信徒的宣道者和一些聖職人員，對他們司鐸和主教的过失和無能感到很失望；也往前實行他們的宣道工作，但只有保持微小或沒有與教會的聖職界挂钩。从他與狄亞哥主教工作的歲月，一直到在土魯斯與福爾克主教合作的時候，和他對教宗依諾森和何諾裏的依賴，道明奠基在有使徒架構的教會內行動。因此宗座大使和教宗的准許，主教們和他們權威的支持，合法准許去從事宣道工作，尽神品的聖職服務去听告解與举行彌撒聖事等等都出現在他的計劃與行動中。道明不但尊重了這些架構本身，因為他們說這些架構是有聖經的起源，之後是有教會，為了表明此架構而定下的法典規則。他尊从了法典对宣道工作的安排和慣例。但他也看到了他們的限度和盲點。這些它們都可以說有福音根據。但還有其他的因素使那已經被排斥的人更感到被排斥－－因此也阻礙了福音的包容性。
那狄亞哥主教和道明在郎奎多所決定要進行的不是要正面攻擊這些含糊的法典架構。他們在這些架構中从事多方面的工作。但他們所提倡發生效率，漸漸地使宣道從所有使徒性的力量，發揮的種種障礙中釋放出來。一種運動也開始運作了﹕一種新的法典安排已經成為有限制性的慣例，在適當的時刻应去替代它們，好使教會更有寬闊的方式來組織這宣道工作。
宣道與普義
巴巴拉修女已經告訴我們這過程的初部和關鍵。她告訴我們這「神聖的宣道」在普義周圍如何發展。讓我再一次提醒你們這些特徵，並提供一些建議，为何這幾項可以纳入我所跟你們談的道明的教會論。
這「神聖的宣道」雖然末放在教宗的准許和與土魯斯的爾克主教關係的焦點，這宣道工作也漸漸失去它政治位置的本質，而更投入在這有限的地理區域去創建地方教會。這宣道正集中在蘿拉吉（Lauragais）地區的城鎮和鄉村。這使它更真實的成為教會，並從種種政治位置因素中釋放，因為這些可能會阻礙它的包容性。「神聖的宣道」在道明的領導之下，至少我們知道，是與西滿孟福特的十字軍旅無關
這「宣道」沒有在一個法律地點範圍內去成立它的中心。此地不是在卡爾卡頌(Carcasonne)——道明有一段時間是在此地當副主教[1]，也不是他曾當過本堂主任的凡耀，而是普義。雖然這地方有一個小堂，但這地方對於教會的影響不大。因為狄亞哥主教和道明在此地集合了一個婦女團體，使它成為「神聖的宣道」的中心。這些婦女都是被排斥的人－－她們也許是異端者或異端者的家屬－－但她們被吸引去天主的教會內，并被提供安居之所。她們成立了一個新的教會團體。從某個角度而言﹐如同所有基督徒團體一样，她們可說是宣道的果實。 但另一方面，她們本身也可以說是一個宣道。因為她們以實際的方式去活出「宗徒的生活」。他們提供一種背景和氣氛使他人也能夠居住。這些外出宣講福音的男士都回來普義，在這婦女團體所創的家園休息，并從那裡他們又再次出發。這些宣道者獲得工作效率是因為他們的身份與這婦女團體有關，並且這團體也成為他們宣道的基地。這就是要讓異端者知道，他們特別重視自己領導的生活方式——刻苦和祈禱——現在教會的人士也以固定的方式在生活着。同時，當他們歸依後，在教會內能找到一個温暖的家園。
但在普義所发生的現像也慢慢地組織起来，容入於教會的机構。此組織也包括不同的人群或支派。這裡有婦女的修道團體，也有一些平信徒的男士和婦女曾把他們的所有一切賣掉，并把自己和擁有的財產完全献给給普義。他們這樣做是为加入「神聖的宣道」的行列。這兒也有一些聖職人員，他們決定投入為教會服務，并接受了一種生活方式和培育，使自己有資格領聖品聖事。當他們晉聖品後，他們就能成為本堂主任或律修司鐸，进一種團體的生活方式。聖職人員也成為集合在普義團體的成員－－也許除了道明還有其他的司鐸－－都為他們的團體服務；但也去附近的村莊或縣市講道。在這種安排下「神聖的宣道」開始有了一種新的面孔和聲音。這些聖職人員，如同耶路撒冷的門徒們，從事「聖言的宣報與虔誠的祈禱」。他們的言語可以成為使徒的言語，第一、因為他們是屬於一種使徒性的團體，那就是所有的成員，都是度宗徒的生活；第二、因為他們所獲得的神學教育幫助他們去知道這「宗徒的道理」；第三、因為他們享有法律的准許去宣道；第四、因為他們如領了司鐸聖品，藉著和好聖事的修和言詞和聖體聖事的举行可以召集邊緣者回歸教會。這創意－－其實這也不是一種新的點子，因為這只不過是恢復初期耶路撒冷團體的生活－－那就是宣道中所發表的話和它所享有的合法化是來自一個完整的教會團體；是由男士和女士，隱修或動修者，領聖職或平信徒，是否受到聖職界的教育者所组成。因為這一切是耶路撒冷團體模式中所擁有的力量去宣講福音——不只是在蘿拉吉（Lauragais） 地區，而是整個世界。
当我們從教會論的角度去談的時後，道明正在發現什麼是宣道。 道明沒有發明宣道;而是它去發現他的。在普義時，他正在發現一種真理與他比較熟悉的教會性真理相似，那就是以聖體聖事為核心的真理。傳統告訴我們，聖體聖事會產生教會，而教會能夠產生聖體聖事。道明正在發現宣道能夠產生教會而教會能夠產生宣道。他正在發現根據福音的方式宣道能夠使分散在四處的天主子女前往教會內。他自己以仁愛與真理去召集了巴倫西亞窮婦女的真理，土魯斯的客棧老闆，蒙特略的卡達爾異端者和那些在普義附近鎮鄉的居民。这些使道明夠看到這奧蹟已經在運作了。道明正在發現只有一個能夠宣道的教會才能成為一個能夠包容大眾的教會。同時他也發現這正在宣道的教會是個能包容的教會。他也發現這宣道的教會是整個教會的行為，包括它所有的成員以及他們所擁有的種種恩惠。這教會是由那些依照福音劝谕生活的人所組成的，並且是在聖神的恩寵中歡喜，共同祈禱的團體。這教會深信宗徒的道理而合為一。這就是教會的男女成員，即那些受洗者和那些晉聖品者，無論是隱修的或是俗世的。這就是教會﹕有些人在内內出去宣講聖言，有人住家里在餐桌上服務。這就是教會，在多元化的成員内，去行痊癒的奇蹟和做各種慈善的神業。但是道明所看到的不只是一個「能去」宣道福音的教會，而更是「實際地去」宣道福音。教會就是「神聖的宣道」，「神聖的宣道」就是教會。
很明顯，那些出去宣講聖言與異端者辯論的人，在這教會內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他們確實享有「宣道者」之頭銜。那些都有資格宣講聖言的是有幾項理由的。 第一、他們度「宗徒生活」，在这方面他們與在普義同居的修女們和弟兄們沒有什麼不同。第二、他們有受一些神學教育，因他們都是聖職人員，可以享有此待遇。第三、他們有教會上司的准許，特別是從宗座大使那裡所取的，但也从有當地的主教，使他們能以教會的名義發言。第四、他們有幾位至少是晉鐸并能夠以聖事去寬免罪人的過錯和以举行聖體聖事去召集他們。這些幾項資格使他們在屬於「神聖的宣道」成員区分出來。但這事實沒有使他們成為不同的等級。他們與別的男士和女士都是屬於這使徒性的友愛團體。他們的宣道可以有包容性，因為它召集被分散和被排斥的天主子女，因為他们是從這團體出去宣道的，其本身也就有包容性。從神學的角度來說，這是「神聖的宣道」所組成的各種團體之間的一種包容性的關係，使他們的宣講更加有教會性。
這種「宗徒生活」的友誼給予他們宣道的道理因素一種特徵。道明和他同伴的宣道都是教導要理，因為使異端者在教會內被排斥的原因是由于他們對於信仰內容的錯误觀念。民眾對於福音的想法都已被卡達爾異端的虛偽思想與和錯謬修道的原則所誤導。道明是一位神學家。他利用神學的辯論成為他宣道的跳板。但是他宣道的成功不是因為他在這些神學辯論中能夠贏過他的對手。而是因為他和夥伴都實際地度福音的生活，使他的思想與福音教導能夠說服眾人歸依於天主。當時那些度使徒生活的男女教友都可以宣講「歸依」，这是一個公認的事實。但他們不應去宣講信仰的道理。因為讲教理是聖職人員的專利。我認為雖然道明接受各種宣道方式，但他已經跨越了當時所要求的角色。他這些教理的宣道者都是要度使徒生活，好使這生活方式能夠帶給他們的教誨，成为一種說服的力量。因此早晚所有「神聖的宣道」的成員所從事的歸依宣道也開始得到一種神學的品質，使他們也能夠教導。如果要对這歸依的召喚與瞭解個人宣道者工作的召喚之間作平衡分辨，應不是奠基在其他的原則，而不是因為他們的性別區分﹕男人或是女人，聖職與非聖職。這一切將會依據他們的神學教育。
從土魯斯往羅馬而回
在1215年道明已經離開普義往土魯斯去。他這樣做，好像是因為受宗座大使和土魯斯主教福爾克之委託，在米迪（Midi）地區負責宣道，反駁異端者。看來好像福爾克主教希望道明在他的教區成立一个宣道團體，如同他在普義成功地發展為蘿拉吉（Lauragais）教區服務一样。道明帶著他的教會性的遠景，并且福爾克主教也沒有阻擋他，沒有強迫道明加入城裡的聖職团，也沒有要他成為座堂的詠經司鐸。其實，道明在土魯斯也得到他在当地所遇到的人支持，也有不少信徒慷慨地把他們的財產奉獻出來協助他的宣道工作。伯鐸•瑟拉(Pierre Seilhan)把城內的一個屋子給了他。使這些男宣道者能夠在此定居和道明成立團體。這也證明了道明馬上召集在城內的婦女團體，並且有根據，這團體的多数成員可能是一群被排斥的社會人士－－歸依的妓女。這細節附带了教會包容的觀念以及他在普義所相信教會宣道應有的特徵。
在歷史資料中我們不法確定這此有關道明接著的動向。他底達土魯斯一年後就培同福爾克主教往去羅馬去。在羅馬他也許在福爾克主教的培同之下，又能夠參見偉大的教宗依諾森三世。在這會議中教宗，主教和道明所扮的角色是什麼呢?這些效果有何意義?史家們向我們证明，說這些效果其中之一就是道明回土魯斯。在福爾克主教的支助下，開始組織他這群男夥伴成为一個合法的修道團體。次年，當他返回羅馬時(1216年)，他向宗座申請創立一個合法的組織。這申請與道明在1215年呈上給教宗依諾森三世(Innocent III)的計劃有關，出現了不同的說法和意見。有些說法是說道明自己選擇前往羅馬去為他的“宣道弟兄會”申請准許，有些人認為道明和福爾克主教向教宗申報他在蘿拉吉（Lauragais）地區宣道工作的所有事實，并希望能夠順利的在土魯斯重新開始。第一種說法認為道明回土魯斯，選擇了《聖奧斯定典規》和定下其他法律安排等行为，簡單地說就是把已經公認的原則計劃来作細節整理。但最誇張的二種說法，認為當道明回土魯斯時‘耳邊已有一隻蒼蠅嗡嗡作響'，坚决地要他所提倡的新宣道修會接受傳統的組織模式。
我在這裡沒有資格去评判這些有爭論性的歷史猜測，但我是希望我們能依照我所说的道明的“教會論”去做個神學反省。 據我們目前所有可得到的證據資料，提到在土魯斯時完全改變主義好像不合理，因為道明應該還會以他教會性宣道的遠景繼續行動，如同他在普義已經開始的一樣。据他與教宗依諾森三世(Innocent III)和教宗何諾裏三世(Honorius III)的往來，這個教會論得到定形，好像是合理的说法。在這教會論的光照之下去解釋他如何創立修會的行為，好像是合理的。
也許這不代表此歷史話題是完全不重要的。我也許敢提議，那些編寫道明會初期歷史的作家也沒有完全脫離一些當代教會性推測的影響。如果個人對於教會的觀念能夠說服事情行不通，那沒有多大的歷史證據可以說服我們去接受這一切；其實这都是道明所要做的。 當一位史家接受或認同，例如，教會的圣统制中只有男丁、聖職人員可以宣講，而如果一個人相信所謂的‘修會'，在教會內只應解釋為一種在一位上司指導下所聚集的同性團體，那他就很容易去接受要成立一個宣道會，就是要成立一個聖職性的修會團體。但本人的教會觀認為宣道工作是整個教會的任務，那所有负先知职的天主子民都有份。我們可以去解讀道明為何去做不同的事。但如果我們認為教會內的‘修會'可以是一種各式各樣的人為了共同的任務所聚集在一起的組織，而且主要不是在於法律的結构；那我們也可以有根據性地解釋道明的行為。我認為在修會內去解釋道明創立修會的行為，有需要从他在普義周圍的活動去進入他的教會性遠景，這一切我們能在他的活動裡很明顯地觀察出來。因此我也想說，如果有人想要提議本修會今天如何發展，那我們不可不把這教會性遠景变成為自己的，并在道明會中重新再把它活出來。
我到目前所建議的就是說，道明在普義的歲月已經把它漸漸地發展成一種教會性的遠景，这更接進梵二精神，因為它使我們恢復了聖經性與教父性的教會論。讓我們能夠使自己超越那腐蚀著整個天主教的思想論，直到二十世紀前半段的宗教革命後的教會。從這角度来說，我想重复一些道明在土魯斯所作所為的證據，那就是指從1215年[2]，直到他去世之日。
創立宣道會
當道明和他初期的同伴在土魯斯成立團體時，他們不是住在所謂的教會建築內而是在瑟拉（Seilhan）弟兄們所奉獻的「民宅」。但我不清楚弟兄們與土魯斯教區的聖職人員有何關係。道明和他的夥伴都確實沒有完全容入於當地的聖職界。他們成為另類的團體。他們當初也沒有附屬任何一個聖堂，而且還要去附近的聖樂曼小堂參加彌撒聖祭或公唸日課。但福爾克主教和道明在羅馬參見依諾森三世之後土魯斯的聖樂曼堂就賜給了道明，記得何諾裏三世在第一封修會准許書中稱道明為‘聖樂曼的院長'。為什麼當他抵達土魯斯時，其中想要做的事就是要創立一個婦女團體?他深信宣讲福音最純真的標誌就是能夠伸出援手去接納那些被排斥的人，并引導他們与真正的教會修好和慈悲的共融，這種說法不是不合理的。但道明的關心是否只是為了這些婦女的得救，或是承認她們的在整個宣道工作中所扮的角色?在普義婦女的角色是如此。那這也應是波羅納婦女的角色，因為道明甚至希望能先蓋一座隱修女院，而後再蓋弟兄們的會院。
1216年初，當道明從羅馬回來時，他馬上開始與他同居的弟兄們在伯鐸•瑟拉(Pierre Seilhan)的房子内，開始培育他們成為一種符合法律的修道團體生活。說這就是他前往羅馬所要得到的准許，做此結論確實是個誘惑。他当时所知道的，只不過是他計劃要獲准的條件。然而，把這歸於道明的教會論和他在普義時期所發展的宣道，好像不符合教會的觀念。我們怎能合理的宣稱這宣道的遠景就是道明所帶去羅馬的觀念。他的遠景首先是與「宣道」有關，因此所謂的「宣道者」(praedicatores) 只能夠從他如何看待「宣道」去瞭解。如果我的觀點對他的教會論是正確的，他應想到，雖然宣道確實是一些聖職人員和司鐸們的行為，這需要比這資格更多的就是要求這些人士有修道團體，使他們能夠完全成為一種教會性的宣道。如果這是正確的，那我們不可把他的神恩只限於創立一個聖職男修會而已。
道明尊重在教會內使徒服務的結購，他也尊重這些結購有必要給與一種法律的形式。這種態度是不可能從他與教宗依諾森的交談才出現的；即有關道明所設想的「宣道」應依照教會的法規而組織起來。法典應以適當的方式要求把這些不同的宣道支派組織起來。依照此說法，那道明回土魯斯的目的是使那些屬於「宣道」的支派能獲得法律地位，也同時認清他們之間的關係。我們知道如何組織那些在土魯斯的弟兄們的方式。他們都是聖職人員，甚至也有些司鐸。之後他們團體也出現了一些歸依的弟兄(converse)，那就是說，一些男士在宣道團體宣发誓願，但不當聖職人員或不領聖品。因此道明所想像的使徒性的「宣道會」(ordo praedicatorum) 就誕生為一種法律性的組織，這些宣道士都被組成团体，如一種律修會。
教會論以及為一個宣道會立法
一些教會性反省能讓我們去解讀道明做這些法律步驟的意義。教會論中的主要焦點就是這理論如何教會的法律机構與它更深奧的事實連上關係。要記得法典或任何法規都是為了公益。這是為了協助團體和眾人的共融，并使團體所有的成員被容納。但是能夠使基督徒之間的共融——這共融成立教會——不是法律所給與的而是聖神的恩賜。因此任何被取用的法規都是為了這共融原則服務。在道明逝世後的四十年間，當時他的胞兄多瑪斯著寫有關灰復福音運動時，也使他願意成為道明會士，并精彩地講論整個法律和福音的問題。他說福音的新法律就是內在聖神的恩寵，不是一種法律的文字。
新約法律的重點及其一切效率的基楚，就是聖神的恩寵。這是經過相信基督所賜的。因此新法律主要就是聖神本身，是恩賜給那些相信基督的人。宗徒這樣很明顯的記載: 「因為在基督耶穌內賜與生命之神的法律，已使我們獲得自由脫離了罪惡與死亡的法律」(羅八:2)。無論如何新法律包含著一些事項引導我們去領受聖神的恩寵和有關這恩寵的用途:我們可以說這些事都是次等的重要，因為在新法律中;有需要把它的內容以語言或以文字去教導給信徒們，使他們知道自己該相信什麼和該做什麼。因此我們應該說新法律首先就是那刻在我們心中的法律，之後才是有文字的法律。 (《神學大全》Ia-IIae， q.106，a.1)
道明的行為讓我覺得他完全清楚地瞭解這法律的規章與恩寵的福音之間的關係。首先，聖神的恩寵早在使徒性的耶路撒冷團體取用了法典的形式。有許多法典規條的起因，前後都來自這使徒性的團體:他們彰顯出基督的教會內由聖神所賜的使徒性結構，並且以往都由教會維持著。但在這法律的另一段，也有些法典規條是很具體的，有固定的日期和具體地點的規定，因此這些規條很容易经常被改正。 但也有一些法典規條是落在這兩個弊端的中間，去歸定一些多少與天主教會基礎接近的事，但它們也許包含著一些人性的，世俗的因素，因此是可以修正的。這些事項就是需要聖神的恩寵仔細地去分辨。
道明是不希望去更改任何法典，來偏向宣道，干涉這些神性的共融關係，而是讓教會成為基督的教會 －－就是實行并宏揚真實的信仰。正式參與彌撒聖祭，神職人员的聖職服務和使徒性的權威與服從之間的運作。確實他的教會論，這種用光輝去照亮教會的特徵，使他同時代的同仁感到驚奇。但他所做的所有行為都沒有證明他怀疑過這些法典規條所想要保護的這些深奧價值。道明為了淡化整個教會，在那種聖職主義（Clericalism）的過程中，他沒有去毀壞那受洗者和晉聖品者之間的分別。也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他要宣講一種福音訊息來反駁教會所發展的教理和教會的训导權所批准的道理。他沒有反對過一種神恩自由的祈禱、聖事性和教會的禮儀祈禱；他沒有反對過一種自由性，以福音為中心，度流浪無定所的生活方式能夠邁向一種法典規律的修道生活。但最重要的是，據我所知他沒有反對這種慈悲和歸依的宣道，宣道要理的歸依。他也沒有反對一種憑著福音生活和福音慈悲的宣道，是靠法典准許并授權而宣道。
但我相信有很好的理由去說，道明這樣做應有他的原因，至少依照當时的法典規條與慣例，來表達與支持這些基本價值對整個宣道工作沒有益處。他們把這些分成隔離和對立多於阻礙，而不幫助教會去宣讲福音。如果他們這樣做，他們不被认為是神聖的和教會的不可變的性質。有些法典規條是支持晉聖品者的地位，後果就是給非晉聖品者空间很小或根本不留余地；有些程续是要保護正統，但提供很小的空間，以福音為中心去革新信仰；有些規定是推動聖職生活的尊嚴，但利用世俗的贡獻來支持聖職人員的特權；有些法規是能保證举行禮儀的庄重，但縮小了祈禱的精神;當時有的聖職文化甚至搶走或取消那些屬於婦女的空間，使她們不能在教會生活和服務。道明時代的傳統教會論認為這些法規和慣例的內容都表達了教會的神職性。但道明自己宣讲的教會論都向這些法規與慣例提起疑問。他宣道的遠景，也就是教會的遠景，就是聚集所有聖职人员和非聖职人员，即度聖職和修道生活的與在俗的男女信徒。他在培养一種祈禱生活，为獲得崇高的個人與創義性的形式；同時又集中於教會的禮儀。他说了一句去建树整個教會共融的話，這句話就是那慈悲的痊癒話語和教理的正統話語。
我們看到道明下決心想辦法跨越或進入法典規條，寻找那些他所瞭解的宣道應需要的包容對教會性成全沒有任何幫助。我們可以看到，为获得宣道工作的准許，他如何強烈地援用新法律規條；如同他自己和他的弟兄們和修女們都在度的生活，能夠在教會內發展。我相信， 當我們認識他宣道的教會時，便無法把所有事情都用適當的法典言詞表達出來。他下決心去更改那些可改的事情，并創建一個態度和過程，經過一段時間，能获得進一步的改善。他確信「聖神的恩寵」、「宣道之恩」，早晚能夠讓適當的法律机構出現。弟兄們以福音為生活中心的態度，用法律的規划也能表现出來，例如，為了宣道的緣故可寬免規定，这成為他們服從法規的正常合理部份；也是继續修正他們的會憲和定期召開總會議等制度的基礎。我相信，现在我們仍能經驗到這事，找適當的方法把这恩寵转变为一種法典的机構——那就是組織道明之家各支派之間的關係。
我們可以看到道明的策劃如何逐漸性地進展，他如何組織弟兄們并賜給他們「宣道會」(ordo praedicatorum)之名。 我們幾位史家﹕如魏卡爾(Vicaire)、辜戴卡(Koudelka)和達克威爾（Tugwell）等等－－都編寫一些美麗的文章去討論有關宗座所頒布的诏書﹔也表示道明對於宣道的遠景也慢慢地上了頒布的宗座公文，也讓這些公文能逐漸地給予他的計劃更具體的法典准許。他擔憂的就是「宣道」的工作以及如何讓那些從事這工作的成員獲得法律認定。
雖然曼鐸耐(Mandonnet)和魏卡爾(Vicaire)都告訴我們，在十三世紀主教們都被認為是組織「宣道會」（ordo praedicatorum）的成員，西滿•達克威爾(Simon Tugwell)提意說，所有些被承認為教會的宣道者 都屬於這「宣道會」(ordo praedicatorum)[3]。同時，那些聚集在一起誓願度一個特別的修道生活也被認定是組織一個「修會」(ordo)。當道明在土魯斯時就是把那些宣道弟兄聚集在他周圍并居住在伯鐸•瑟拉(Pierre Seilhan)的房子，組織他們成為一個修會，確時是一個「宣道會」ordo praedicatorum －－據西滿•達克威爾(Simon Tugwell) 的建议，應翻譯為「一個」修會，而不是「那」宣道會。西滿•達克威爾(Simon Tugwell)和其他學者也說過，刚开始弟兄們有意去組織一個修會为能自我認定，不是在於一個典規而是以宣道为服務，這種想法打破了律修會士和隱修士所有法規，也忽略了第四屆拉特郎大公會議剛規定的法則－－就是禁止創立新的修會。为打造一個法典式的‘弟兄們'，他們的地區作了很在的貢獻。這模式包括去承認這團體；雖然多數成員都是司鐸，但仍有空間接納非聖职人员，一些平信徒，就是那些歸依弟兄(fratres converse) (現代稱之為輔理修士)的事實。 這些輔理修士曾誓發聖願，都是此組織的正式成員——被承認為隸屬於宣道會(ordo praedicatorum)。確實，他們各種技術性的天賦和神學教育的缺乏都成為被限制去完全參加團體生活－－例如，在頌念日課，在院會議裡他們的投票權被限制。也沒有想到让他們去講道。甚至連聖職弟兄也同樣受到禁止。雖然他們都是屬於「宣道會」(ordo praedicatorum)的成員，但不是所有的成員都被承認有‘宣道之恩'；實際上不是所有的弟兄都被派遣去宣道。如同耶路撒冷把這些事務委拖給七位「執事」，道明把團體物質的需要留在他們的手裡，這就能夠證明輔理修士在整個宣道计劃中的地位。雖然有些非聖職——輔理修士在修會內，之後法典稱呼這宣道者團體為一種‘聖職修會'。當然，我們應常記得，在神學的言詞裡，向成員所要求和規定的貧窮和福音性的簡樸生活方式，在道明世代与“神父”所想的完全相反。神父的頭銜和特權都被除掉了。所有的成員都是‘弟兄們'。
依照道明在普義所發展的宣道，他們仍然是這宣道工作的夥伴，是那些成員的弟兄。如果要盛行道明的遠景，那這些宣道弟兄、會士，應保持跟其他組合的宣道工作成員聯繫。從1216年到1221年 集中精神去調整「宣道會」(ordo praedicatorum)弟兄們的身份是不可能把道明對「宣道」遠景的一些要素從他的腦海裡清洗掉。同樣的法典分析去整頓他們，使他們的組織成為一種另類的團體以及與其他支派所組合的「宣道」之間的關係。
弟兄、隱修女、平信徒和修女
除了有關道明弟兄以外的支派之行為的證據，还與隱修女有關係。我相信我們会說道明創立一種新的女性隱修生活。我的見意是以道明的教會論為宣道中心為出發點，去瞭解他在組織隱修女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的一些證據。如果隱修女院是宣道工作的一個基本要素，他渴望這團體也能夠在教會發展，隱修女的生活方式應反射出她們与宣道關係和讓她們参与的宣道工作。這關係是互相的，因此也影響了弟兄們如何看待自己。
我們有證據說明道明還繼續親自關心普義的法律地位，和土魯斯的隱修女們。而後，我們也有一個比較重要的文獻﹕致馬德里隱修女的書信。這書信的內容應以采琪修女所留下來的溫心記載去解讀；此敘述是有關道明和他的弟兄與聖西斯篤的隱修女的關係，以及我曾經提過有關波羅納隱修女院創立的記錄。這封致馬德里隱修女的書信讓人感到重要是因為其內容有十分濃厚的法典味道。他希望隱修女能夠奠定在教會机構內。不然她們不能協助一種完全是教會性的宣道工作。如同弟兄們，隱修女也必要獲得法律的尊重。但是道明也同時引進法典來规定她們與宣道弟兄的關係。這關係就是雙方身為宣道者生活的神學性質。這關係要求弟兄們要尊守隱修女的合法自主權。他們不可以幹涉隱修女院收錄聖召的事務，因為這是女院長的职务。這封信也提到一位弟兄，好像是道明自己的胞兄曼耐斯，這種以法典權威去管理隱修院的修女在那些時代是很正常的。這權利還包括开除女院長的職務 －－ 但有个規定："只要多數的隱修女贊成"。
我們知道一些有關道明如何去組織這婦女團體的事，她們是屬於他宣道遠景的对像，並組成為隱修院的修女。我們也有一些有關他與平信徒關係的資料，但他的作為不能夠使他把這些關係納入「宣道」的法律机構範籌內。然而，這不是不合理去找他動機的證據，例如，波羅納的聖道明善會，此善會組織的章程是在（1246）年獲德准許，也是道明逝世整整二十五年之後，這樣寫著: “主的恩宠已照耀了你們的心靈，並受到聖道明芳表的感召，對他的幫助與支持有信心，你們聚集一堂來從事慈善的神業，去安慰窮困者的遭遇並提供服務來救贖人靈”。更優美的阿雷左(Arezzo)聖母善會的規則，是在1262年獲得准許: 他們集中於慈善工作；此組織的章程好像主要是給男性所編寫的，但它也包括著以下的規定: “因為在天主的眼前做救人靈的工作是不分男女的，我們要全人類，無論男女都被納入這救贖的行列”。
道明從他在納爾本最早的時期，在他周圍所發展和形成的「宣道」中，婦女已是基本組成部份。他召集一些婦女來度一種隱修團體生活，之後與弟兄們建立一種固定的關係，这是一種很正確的方式，把她們合法地納入宣道的工作。這福音生活的見證獲得了一種法律的形式和它末世的成全。這也是道明對於宣道遠景的核心。還有其他婦女也曾投入宣道工作，她們雖然是被召叫去度修道的奉獻生活，但不是以這種隱修的形式。這些規定如何配合她們在「宣道」的法律地位又是另一回事。這一切都是在十六和十七世紀初期的道明修女會的創立而出現的并延續到我們的時代。
宣道的法律組織的继續發展是我身為一位道明會士應该去反省的。我們需要神學性的去反省，常是从自我開始，向道明對於宣道的神學遠景去學習。因為這就是教會性，這遠景能包含法律的形式和机構。這將使那些法律形式去接受同樣的神學審察之引導并認出道明，在一方面，要忠於法典規條，因為這能給予從宗徒傳授的不可改變的事實一種形式。另一方面，要勇敢去創新法典規條，定期做需要的更改、加註、除掉。
宣道工作仍然繼續著
當我們去看我們道明會的歷史如何在這幾世紀發展的過成，我們可以看到時代與事件的神學原則都埋没在死板的法典中。雖然在聖多瑪斯的學校受培育，道明會士的行為有時好像相信聖神的恩寵是等於所成立的教會法。這缺点是弟兄們常犯的錯。他們與法律是同等的，並知道如何去使之運作。當他們進入一些由聖職立場為憂先的教會論裡，他們都有權利起來申訴，而且如果需要就立法使這宣道的權利由他們專們掌握。他們只能看到这些，但另一面他們的修女和弟兄都不是「這」宣道會的 －－ 而不斷地用尊敬的口氣去說服他們的修女和弟兄，说他们这些人都是‘屬於'宣道會。感謝天主，我們的歷史顯示給我們說「宣道之恩」一次次地自我強調并突破法典規條的約束——但似乎很矛盾的是我們常這樣作，藉著恢復并重新開始去順從這原來是賜於生命的法規。加大利納•瑟納 永遠會被道明會士認為她最完美的楷模，让她的修女和弟兄再次张開双眼去观查道明的神學遠景。她成為一代表所有婦女的形像與名字－－ 因為大多數都是沒有形像且又是無名的 －－從道明的時代到今天都成為宣道的一個份子。想起加大利納的一生中有過一段時期渴望在修會內當一個男人，使她能夠塑造一位會士該要有的氣概，这確實讓人感到心酸。但她創造了一個新的模樣，即是完全真实的女性又是平信徒。雖然她不是一位男會士或隱修女，但她是一位宣道者。加大利納最後被公认為神學家，教會的女聖師。在她神學的核心就是給教會一種遠景。 這是在這教會性的遠景中使她瞭解宣道，并讓她去執行自己的宣道。安尼瑟鐸•費南德斯(Aniceto Fernandez)贊同他的前輩彌格•布郎(Michael Brown)總會長，為了紀念加大利納被封為聖師的致詞中，說加大利納是修會第二位創始人。[4] 在道明會聖像學裡，被眾人認為是在修會的關鍵事件中，聖女會常出現在道明身邊－－ 例如當他從聖母手中領受玫瑰唸珠时。不管這些繪畫和藝術品是否有歷史證據，它們都表達了一種真理，對我們如何去瞭解宣道會有很大的重要性。
在十九世紀又一次見到道明會生活的極大復興。弟兄們會毫不迟疑或含羞涩涩地講述那屬於他們的那一部份故事。讲与隱修女有關的也許會比較含蓄﹔与平信徒(在俗會員) 有關的我到目前還沒有聽過。道明會婦女講述了她們最美的故事，特別那些屬於我們道明使徒修女會——多數都在那世紀創立的。當修女們講述她們的故事時，通常是讲有關與弟兄們的關係，这是一個很重要的意題；但與隱修女和平信徒的關係比較少。 但無論什麼方向，我們所有的故事都一样。對於這有共識的言詞，讓我們更進一步地去體驗它。而由前任總會長雅欽•柯米爾 (Hyacinth Cormier)援用我們官方的言詞‘道明之家'一詞－－其實此詞可在我們的歷史更早期發現它的。這家庭的觀念也成為很寶貴的祖產，讓我們去瞭解，使我們每一個人的故事成為共同故事的一部份。這也幫助我們去面臨一個事實，當我們在工作，普義会院創立八百年，引導我們邁向對於作一位宣道者的意识，我們也需要再重新去探討彼此之間關係的法律形式。從道明對宣道的熱誠，使他發展了自己的遠景，也就是教會的遠景﹔因為「宣道」是在教會內。這遠景表達了他如何去培育他所召集的男女的方式，聖职人员和非聖职人员，修道人和平信徒在一起的整體宣道模式。他給予這些支派的生活方式和他們的之間的關係一種法典形式。在十九和二十世紀初，渴望讓男生與婦女再次活出那光榮的宣道方式但這一切，在某一方面被法典禁止了。最重要的是，受到當代重要的教會論的影響。梵二帶給我們教會論的革新和相關法典的革新使我們現代的任務更加處理得合适。梵二教會論的目地就是要灰復有關教會生活和組織的福音泉源，我們才應該去珍惜，不是因為這是屬於梵二的神學，而是因為這福音泉源也是感動道明教會論的原因。
梵二的教會論，和之後教會法典所引導的方向，已提供給我們如何去修正我們生活的各版《會憲》。屬於道明之家各個支派的我們，多數的成員對這種工作感到輕鬆，並且都作得不錯；因為我們知道這是他曾經也這樣做。在十三世紀初，我们把他對於宣道的遠景翻譯成一些有創意而又新鮮的言詞。我們對這整個工程最沒有信心也最不確定的就是我們彼此之間關係的模式。我們多數也感覺到用法典的先列來調整道明之家各支派之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