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慕特

　　如果把光鹽營成立至今的34年粗略劃分為三個時期，我們可以做以下區分：第一期是民國63∼73年（1∼21期）的「培養聖召期」。第二期是民國74∼84年（22∼43）的「信仰堅固期」。第三期則是民國85年至今（44期後）的「基督信仰介紹期」。

　　劃分的依據來自營隊的招收狀況。第一時期的學員幾乎都是教友。第二時期則開始有部分不是教友，但只佔少數。第二時期尾聲及第三時期初，則開始出現危機。教友與非教友的比例常出現五五或六四比。如果不是因為教會中學青年會的支持，情況可能更不樂觀。

　　總之，在這個時期，我們發現堂區的青年教友逐漸流失，而各堂口在當時自行舉辦營隊的風氣尚不盛行，這讓我們不禁想問：寒暑假期間的青年教友，哪去了？或是，他/她們平常是否根本不（常）進聖堂？

　　我不想把這篇文章一開始就搞的太過嚴肅，所以姑且把這問題先擱著，說說我自己的故事。然後才從故事裡，看看是否有什麼蛛絲馬跡，能理解上面三個時期的特徵與背後的可能原因。

　　我是民國77年參加光鹽營的，那時小光鹽營是第一期，大光鹽營是29期。然而後來我發現，從民國70年代中期，大約是光鹽營24期左右，就有不少我個人認識的原住民或擁有一半原住民血源的青年教友來參加。他/她們多半來自新竹、桃園、新莊等地（我自己就住新莊）。當時以原住民學生為主的「大溪方濟小修院」修生，也幾乎是光鹽營的常客。不過他們大半不會凸顯自己的族群身份，甚至還刻意隱藏，這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關。

　　然而，70年代的台灣民主運動蜂擁而起，原住民社會運動也大鳴大放。「還我土地」、「還我姓氏」、「破除吳鳳神話」、「原住民正名運動」等等，為一個從小就是天主教徒的我而言，驚訝的發現在諸多隊伍中，竟有許多身著羅馬領的長老教會原住民牧師與神學生。

　　他們的訴求其實我並不清楚，我不過是個十來歲的孩子，也不知道這群基督徒到底受了什麼委屈？只知道他們大聲吶喊，別再叫我：「番仔」！我很能認同，因為我自己也很討厭別人叫我「外省豬」。但這些族群問題當時不是我生活的重點，我只是繼續參與著這個大時代下的天主教信仰生活，並且恣意的在光鹽營中享受我的青春時光。

　　當我開始擔任光鹽營的幹部後，我逐漸意識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從34期開始（約民國80年），主要的教友學員大都來自基隆、新莊、泰山、桃園復興鄉、大溪等地的原住民青年。其中尤以基隆地區的原住民青年，賴其音樂天分而吸引眾人目光。這群人在往後的5∼10年間不僅儼然成為主力幹部，他們更發揚了光鹽營特有的營歌文化。現今著名的作曲家陳名博先生，便是最具代表性者。

　　同時期，許多來自花蓮瑪爾大修女會的原住民修女擔任隊輔，她們宜動宜靜、熱心樸質的形象，大大改變了青年學生對於傳統修女的刻板印象。從此，瑪爾大修女成為光鹽營每次力邀擔任隊輔的「火紅修會」之一。

　　然而，危機也在此時出現，光鹽營中的教友青年的確越來越少，導致活動主題逐漸由最初的吸引聖召，擺渡為堅固既有教友的信仰，爾後更轉型為透過活動來介紹基督信仰。

　　至40期左右（約民國83年），我們的擔憂促使我們設想有什麼方法能突破困境，以免光鹽營因人數太少而停辦（雖然人數少的憂慮從未曾真的發生過）。我當時正好擔任光鹽團長，在與幾位核心幹部及與高征財神父的討論下，我們發現：扣除教會中學青年會成員外（大多不是教友），其餘教友多來自於原住民教友佔多數的堂口。這是個極具意義的重要指標。

　　學員族群特殊性的逐漸明朗，以及我們對花蓮瑪爾大修女會的喜愛，高征財神父與當時的瑪爾大修女會會長溝通後，獲得會長的同意，於民國84年的第42期，於花蓮新城瑪爾大修女會院舉辦有史以來第一次離開桃園地區的光鹽營。這的確是一大冒險，我們籌備了很久，也令人驚嘆這一屆，參與情況的盛大空前。

　　我們意識到主題與相關活動都應當有本地化的展現，因此增加了由孫大川老師帶領的部落巡禮，更在最後一天晚會設計了「卡劭（Kacaw）的故事∼一位原住民青年的回歸父鄉」的戲劇表演。我記得當期的學員、幹部，甚至瑪爾大會修女們許多人都熱淚盈眶，而我則是頭皮發麻。至此，我們才驚訝的發現基督信仰與原住民文化的結合，在青年活動中竟能展現出如此強大的震撼力，迥別於過去晚會徒具歡樂嬉鬧的氣氛。

　　由於營後學員迴響熱烈，頻頻詢問有沒有「卡劭（Kacaw）的故事」第二集，甚至當時的錢志純主教都給予我們不少讚賞。營44期與45期，我們分別又在花蓮及宜蘭舉辦，爾後的光鹽營雖然又回到熟悉的北部，再也沒有遠拔花蓮，但卻有越來越多來自台灣各族的原住民集體結隊北上參加。

　　聖神的風就這樣持續吹動我們，民國83年開始，光鹽團為籌募「原聲福音」而至全省各地走唱，演唱成員幾乎九成是阿美族青年，84年「原聲福音」正式推出，其中「原聲」的命名，不可否認的有原住民的代表意涵。

　　光鹽營在這個時期與原住民的關係難捨難分。這些原住民青年教友填補了當時營隊招收學員與幹部的空隙。但真的只是「空隙」嗎？這個空隙若從整體台灣天主教會的發展與本地化努力來看，似乎也表達了一種「夾縫中求生存」的弔詭。為什麼會這樣說呢？按照一般的理解，信仰的培育似乎應當是以這樣的順序進行：「基督信仰介紹期」→「信仰堅固期」→「培養聖召期」。

　　但從光鹽營的發展來看，卻是相反的：「培養聖召期」→「信仰堅固期」→「基督信仰介紹期」。初步看來，可能的原因是在初期宣教過程中所吸引的火熱教友在數量上的確較多，因此促使獨身修道的聖召可能性增多。但重點是更多的信眾與第二代信徒在信仰上仍必須加以深化，但正是這「信仰堅固期」出了問題，導致後來信徒流失、冷淡，因此必須重新回到宣教初期的狀況中再次向廣大的非信徒介紹基督信仰。

　　有什麼證據能說明這樣的分析合理呢？這與光鹽營又有什麼關係呢？其實我們從台灣光復後的教會史研究中可以發現，自民國50年代至60年代期間，台灣天主教人口以87•6﹪的驚人數字成長，締造了當時轟動世界的「歸主風潮」。歸咎原因，許多學者認為原住民部落的集體皈依為主要肇因。但在民國60年代後，增長的速率卻明顯減緩。一般認為，這與原住民教友人數成長達致飽和有關。而號稱30萬教友人口數的一般說法也就此定型。

　　60年代後，台灣經濟型態轉變，大量原住民離鄉背井落腳於都會邊陲，這些「都市原住民」絕大都是教友，阿美族更佔有絕大部分，第一代移民依據工作型態不同，分別分佈在基隆、台北縣市、桃園縣市、台中縣市、高雄縣市等衛星城鎮的邊陲地區。

　　然而長久受到政府同化政策的刻意漠視與原漢族群間的不良互動，使得這群「山地人」較不願意與平地教友互動，他們往往自成一格，也不主動參與堂區聚會。相對的，許多平地教友對他們也有所嫌隙，平地神父也多不會主動拜訪或關心他們，這使得許多原住民成為平地堂區的隱形教友。這種特殊的教會族群生態，直到60年代末期，兩位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的顧向前、戴天恩神父執意北上牧養這群教友，情況才獲得改善。

　　第一代的原住民教友隨著工作在都會區落地生根，第二代原住民則成為土生土長的都市原住民，要他們「回鄉」似乎已是不可能的事。這群第一代、第二代乃至第三代的都市原住民，逐漸成為可以發現到的教友，並且人數似乎持續增加中，而光鹽營，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有了原住民成員的加入。

　　從光鹽營與原住民的關係來看，就好像是透過一道門縫看到60年代後的教會發展史。但兩者之間仍有不同。首先，從統計數字來看，台灣天主教會直到今天，從未針對原住民教友人數做過統計。

　　依據主教團2007年最新統計，台灣地區教友總人口數為299,158人。這個號稱30萬人口總數的數字維持了40年不變，其真實性早已廣受質疑，但我們在這裡仍暫時姑且用之，對照行政院原民會於1997的統計報告，在當時40萬8千人的原住民總人口中，天主教徒約佔26.1﹪，共計106,488人。這個人數除以30萬天主教總人口數，足佔1/3強。而若這真實性堪慮的的30萬根本只能打個八折看待，那麼我們說原住民教友佔全台天主教人口總數的2/3強，應當不為過吧！

　　然而，原住民教友的人口雖佔多數卻不足以代表其在教會中的主體性地位。從教會內所謂的神學或禮儀本地化來看，長期以來只能說是中國化或「漢化」而已，例如：清明節祭祖在雅美族中的不適用，或喪禮中的上香儀式根本不存在於台灣任何原住民族群文化傳統中的現象，皆可視為代表。

　　將這樣的現象與反省回到光鹽營的經驗中，似乎可以解釋青年教友消失的現象，因為，非原住民之平地漢人似乎本來就不是台灣天主教會的主要族群，再加上信仰堅固期的問題，使得60年代初期的信友及其後代逐漸冷淡、流失。這個現象在70年代都市原住民興起以及80年代原住民意識興起及部落交通的逐漸便利等客觀因素的配合下，適時填補了人數上的相對空缺。

　　慶幸的是，在光鹽營中，原住民青年在當時不只是數字上的多數而已，他/她們更成為了團體的中間骨幹，並發揚、傳承、創新了屬於光鹽營特有的「光鹽精神」。藉由他/她們的參與，光鹽營渡過了危機歲月，並更加豐富、茁壯，也使得許多游離在老態龍鍾教會邊緣的教友青年，能在參與傳唱的活動中再次獲得聖化與感動。

　　民國90年代，約50期後的「光鹽彌撒」，或許被教會禮儀專家視為非彌撒禮儀適用的活動歌曲，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我們都感受到神聖的火熱與臨在並不會因為我們唱的不是葛麗果聖歌而缺席。在光鹽營中我們發現與傳統經院神哲學不同的「非文字性」降孕神學，並在基督信仰的普世性中，看到多元文化、族群的交流與融會創新。

　　2007年我有機會拜訪北京神哲學院，在與他們的神父與修生談話中，我發現有什麼特徵能代表台灣這50年來天主教會的發展呢？是本位化的神學與牧靈實踐嗎？如果讀者同意上面的現象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其中存在的虛幻成分。那麼是針對大多數教友是原住民而有的原住民神學與牧靈嗎？這個議題似乎更是虛幻。

　　我問他們：「內地教會，是否有本地化的問題？面對中國除了漢族外的55個民族，教會是否曾思慮因應不同自治區民族文化而有不同的本地化福傳策略？」他們的回答幾乎都是：「我們沒這兒問題！」是真的沒有？還是沒有意識到？還是根本不認為應當要有這樣的問題？台灣天主教會這50年來的經驗，為他們能夠有什麼借鏡？警惕？或創新？我們能為內地的教會福傳做些什麼？

　　我懷疑，如果我們連根本的腳步都不曾站穩，如果不是我曾參加過光鹽營，如果不是因為營中主題總是讓我思索著我的信仰與實踐，如果不是每次聽到營歌就讓我感動莫名，如果不是原住民朋友幫助我找到自己的身份認同，我不會去思考這些問題，更不會提出這些不太令人賞心悅目的批判、質疑。唉！我只是想做個好基督徒而已。

＜ 資料來源：見證月刊5、6月號 ＞